![]() “枯燥”的历史研究为什么能达到如此境地呢?周一良先生在评价川胜义雄先生的这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时,曾指出其最大的特色在于注意宏观地考察历史,围绕魏晋南朝贵族制的发生、发展、衰亡过程进行探讨,研究工作有一条中心线索,同时也试图阐明历史发展的中心线索。这段评语,其实也同样适用于包括周先生自己在内的上述大家们的史学研究。譬如唐先生、何先生就始终是从魏晋封建论这一角度研究各种问题的,而宫川、谷川、川胜诸先生也正是站在魏晋中世论的立场上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作为日本京都学派的第三代学者,川胜先生的研究也不无例外地受到了开创者内藤湖南、集大成者宫崎市定的影响。内藤所建立的文化史观,中心目标是要证明中国的历史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它不同于甚或可以说要优于率先走上近代化之道的欧美、日本的文明发展,具有显示人类未来文明模式的普世价值;宫崎承继乃师的文化发展史观,力图在东西文化圈相互交流的视野下把握中国的历史。具体就属于中世的魏晋南北朝而言, 当用固有性与普世性同时把握时,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这一历史时期与欧洲中世社会的异同。诸如宗教盛行、少数民族兴起、政治分裂、身份制社会、货币经济衰退、自然经济与庄园经济的发展等,东西方的中世社会有着太多的相似点,但是截然不同处也赫然存在:这便是封建制度并没有出现在中国的中世社会中。 对魏晋南北朝社会与封建制社会抑或欧洲中世社会的差异,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予以解答的正是川胜义雄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他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核心就是如何理解六朝社会与封建制的问题。首先对于六朝社会,使用了贵族制这一学术用语加以界定,强调了六朝社会自身固有的特点。可是又应如何从中国历史的脉络上理解这一固有性呢?作者在这里设定了一个自问自答式的问题,即与欧洲中世有着众多相似点的六朝时期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典型的中世封建社会?对这一问题,本书提供的解决途径即在于广泛存在于地方共同体社会的舆论,亦即“乡论”的存在形式及其作用上。作者认为,当时的豪族阶级与欧洲中世的封建领主实施地方分权政治有着相通的性质,因此将其称为豪族的领主化,亦即具有向领主化倾斜的性质。可是这一倾向受到了共同体社会中小农民阶层的抵抗,结果迫使豪族朝具有“民望”的共同体代表者方向转化。进而在民众的支持下也就是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豪族逐渐获得名士的地位,最终根据九品中正制,成为有教养的文人贵族,也就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官僚,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体制,即是贵族制社会。换句话说,领主化的道路受到共同体舆论的阻止,实际上意味着非封建的中国中世社会的成立。显然,使中国没有出现封建制的根源在于“乡论”这一共同体的舆论。在本书中,作者使用了“乡论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来理解贵族制社会的渊源、华北与江南地域社会的异同、东晋南朝贵族制的成因及性质等问题。所谓“乡论”,反映出来的是地域社会中基于人格的人与人的结合关系。从基层社会,从人与人结合的角度切入分析六朝的政治与社会, 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川胜先生研究六朝史的独创性成果,其理论框架直到今天仍为日本的六朝史研究者们承袭。 川胜先生1922年生于京都,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1984年辞世时,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一生都在日本最富传统文化色彩的京都从事研究。他为人宽厚,淡于名利,作助手长达12年之久, 并无怨言,潜心学问,这份甘于坐冷板凳的功夫,比起现今崇尚各种职位、荣耀的某些专家学者,可谓大相径庭。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作学问,往往一年发表一二篇论文,若干年后将此集成一册,作为著作刊行。川胜先生的这本著作,可谓典型,此书便是近30年之间的论文集,与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本本太薄,可是如果就学术价值、对后辈学人的影响而言,相差又何止以道里计? 本书第一编第四章《贵族制社会的成立》与第三编第三章《货币经济的进展与侯景之乱》两篇文章, 曾经登载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3)一书中,译者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史研究所所长夏日新先生。承夏先生同意,本书翻译时基本上参照了这两篇译文,在此特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