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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于日本来说，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上海一度还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中转站，是日本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榜样。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直接向西方学习现代性，国家综合力量超过了中国，上海的现代性才在他们眼睛里“掉价”了。这才会有芥川笔下对上海的讥刺和贬斥。但是应该认识到，日本与上海的现代化性质是不一样的。日本是亚洲国家里唯一没有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国家，它的现代化充满了主动性，而中国的上海，则是在半殖民的侵略和掠夺下被迫走上现代性的道路。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后果:日本的现代性导致了军国主义和集权统治，而上海的现代性则在繁华与腐烂中贯彻了自由主义和市民精神。针对这种复杂性，刘建辉先生也及时地意识到了。他在论述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体验时，揭示了日本人对上海的另外一种理解。他说:“对于追求以天皇为顶点的具有彻底向心力的‘国民国家’的日本而言，依然处于‘杂糅’混沌状态的上海，毋宁说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甚至是一个‘有害’的地方。不断追求‘均一性’文化空间的日本，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相拮抗的上海之间的‘落差’，使曾经有过的两者关系颠倒过来，也使得众多从那种‘均一性’空间脱离出来的日本人有可能渡海来上海。”我理解这段话里最关键的词是“脱离”，日本日益走上“现代化”的同时，也日益走向以天皇为顶点的具有彻底向心力的集权国家，于是，杂糅了繁华、腐烂、自由主义的上海，反而成为某些企图脱离日本体制的知识分子的向往之地。沉湎于魔都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井上红梅、金子光晴等等，大约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雄飞”的浪子们。 但是上海还是在变化，随着工业发展，工人力量的壮大和左翼势力的时尚化成为海派文化的又一特色。这也是我对海派文化的两个传统的描绘。在我看来，海派文化除了半殖民地化的繁华与腐烂同体生存的特色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工人阶级所构成的底层力量和左翼文化的时尚化与流行，左翼文化是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时尚，它与半殖民地文化的腐烂性既相依存又相抵抗，这也是“现代性”所必然会有的副产品。于是，就有了民族主义的五卅运动和后来的淞沪抗战，海派文化具有了新的定义。而所谓“繁华与腐烂”的半殖民地的海派文化，到了张爱玲的时代就已经是回光返照了。这一点，刘建辉先生在书的结尾部分也注意到了，可是没有进一步的展开。但其并不是说，魔都不“魔”了，而是以另一种形式来展开其魔性的力量，这也是后话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