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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类似傅斯年所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正饱受争议，有人甚至发文，质疑确定题目后必须广泛搜集资料的研究路数，认为过分依赖文献正是影响当今学术创新的一大原因，其结果直接造成每年产出的十几万篇研究生论文大多了无新意。可谁能否认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基础作用！更何况在比较不同的史料时，傅氏也讲要注意对看官家与民间、近人与远人、本国与外国、直接与间接不同的记载，并从理解上又分疏了本事与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与著文的不同的义界。作者不涉入这类观念与方法的争论，长日更深，全付精神，既注留在传世的基本文献上，复关注孤本秘笈与海外古抄逸书等新出的材料，以为“对海外文献和研究的利用不足，是中国大学文史研究的普遍缺憾”(110页)。此外，受岑仲勉以碑刻考证历史的影响，十分重视石刻文献的充分利用，以为其在二十世纪被大宗发现，“极大地改变了唐代文史研究的格局，造成了全新的气象”(510页)。说到碑刻，所记职官、地理等固然可供人补正，但所记郡望与世系就多不可信，故黄永年先生《古文献学四讲》称“据碑刻治史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的严格训练不可”。作者对此类文献非常精熟，所以书中相关批评每能切中肯綮，难以摇撼，此又是陈寅恪所说地下与纸上材料对看的意思了。陈氏以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问题与材料哪里能够分离。作者的工作是提供给这一判断很好的例证。 由此想到钱穆在《史学导言》中说的话，任何一种学问一定含有考据的成份。其《学术与心术》又说:“惟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真知识，始有真思想与真理论”。或许，既不戾于古而违于时，又无屈于旧而昧于新，以新眼观旧书，以科学精神发扬传统学问，有“以学术为天下公器，不计经济得失或短期效应的求道精神”(562页)，就是陈尚君们治学的趣向和存在的意义。较之通篇游虚者，它往往得之深而言之切，体正大而传久远。因为它担荷了一切新腾起的新解新说，并管束着它们最后能走多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