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生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的黄遵宪，也曾以考取进士、谋求官职为人生理想，但时代的变局，却使他进入了中国最早的外交官行列。从光绪三年（1877）30岁起，至二十年47岁，他先后担任日本使馆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英国使馆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使他不仅熟悉了各国的风土人情，而且对异域文明有了深切的体会。回国后，赞同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的黄遵宪积极投身改革实践，与梁启超、谭嗣同等成为亲密的合作者。戊戌变法最白热化的阶段，黄遵宪因身患痢疾而卧病在床，这虽保全了性命，但仍不免被解职归里，沉寂地度过余生。尚存夷夏之辨观念的晚清知识分子，对出任外交官避之惟恐不及，黄遵宪虽识见胜人一筹，懂得外交的重要性，但从内心来讲，也更想成为清廷的内政官员，直接为国效力。47 岁回国后，他将域外的历练所获用于变法图强，可谓顺时而为，那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可惜，挥斥方遒的政治改革尚未得到广泛的推行，就遭到了镇压。黄遵宪也因此彻底失去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所以终其一生，都有一种挫败感。这种郁闷，最终以诗歌来发抒。黄遵宪的诗集《人境庐诗草》开始编辑于1890年，当时他还在伦敦。据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记载，黄遵宪自谓“四十以前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庚、辛之交，虽使欧洲，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藉以自娱”。立功未成，转而关注安顿身心、以诗言志，亦是传统士人的典型人生模式。稍有不同的是，“足遍五洲多异想”（《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的黄遵宪，在诗世界中不愿再被束缚手脚。他要以古典的诗体承载新语句、表现新意境。异域的所见所思为他提供了崭新而丰富的素材，而早年就成竹于胸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感怀》）的创作思想，又使此类素材得到了大胆的熔铸；新颖沉博的文藻、雄壮活泼的精神，更使他的诗作受到了同时代人广泛的赞誉。梁启超将他视为“诗界革命”的代表诗人，甚至以“诗界之哥伦布”赞誉之。 外交官、改革家、诗人三重角色交织成黄遵宪沉郁而特殊的人生。加拿大学者施吉瑞（J.D.Schmidt）教授的专著《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正是以黄遵宪外交官、改革家的身份特征为切入点，追索其诗歌发展线索，并从纯文学的角度分析其作品，以揭示诗人内在的精神演变。也许有人要质疑这种单纯的研究是否会将对象真空化，其实，施吉瑞教授恰要以此来弥补之前大部分中国学者对黄遵宪的论述过于政治化的缺失，而以诗证史，亦是不失中国传统特色的研究法。这部摒弃了时代喧嚣、立足于文本分析的专著，淡化了黄遵宪头顶的革命光环，从而将读者真正引进其独特的诗世界，进而对黄所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时代蜕变时的奋争及无奈有深入的认识。作者并未回避“诗界革命”的最后失败，旧瓶装新酒式的革新，徒然令新酒沾染旧气，却未必能拯救旧瓶终遭破弃的命运。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观赏诗人的才华，毕竟，时代及其固有的文艺形式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如果他的才华能使那种文艺形式尽量地绽放出艺术魅力，便足以引得后人的景仰了。 此书初版于1994年，为《剑桥中华文史丛刊》（Cambridge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的一种。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西方汉学著作，能够正面切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分析研究，是十分难得的。正如作者在前言中坦承：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读者来说，是一门几近神秘的艺术。他敢于逆流而上，当然与其学力有关，不过也说明黄遵宪诗歌的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