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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没有“侯三出”，当今的北方昆曲还能叫北方昆曲吗? 回首往事，上世纪初叶的北京，冬天，北风卷着黄沙，天寒地冻。前门鲜鱼口胡同内，呼啦啦来了一帮灰头土脸的农民队伍，几辆破旧的排子车上装着全部家当。远观，携老搀幼，似“闯关东”逃荒的难民；近瞧，前拉后推的排子车上，竟然还露出几件斑斑锈迹的锣鼓家伙。暮色之下，这些地道农民，这些大部分第一次来北京的农民，这些为了混饭铤而走险想到“皇城”撞大运的农民，悄然直奔鲜鱼口胡同内的天乐戏园而去…… 这一幕发生在1917年岁末，之所以要晋京，是因为他们想在北京打下一个相对固定的“场子”，是因为他们知道，在家乡河北，老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没有相对固定的观众群，没有相对固定的“场子”，这对一个靠演戏吃饭的农村社班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早听说身边的北京是个很大的城市，是皇城，一定有更多挣钱吃饭的机会。于是一群农民终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离乡背井，到京城找饭去。 谁也没想到以后的日子，就在这些“凄凄惨惨戚戚”的农民队伍中竟然出现了一批昆曲大师。不光是当时的人们没想到，就连这些农民自己也根本没想到，竟然就是他们让有着几百年历史的高雅昆曲，愣是在前边加上了“北方”二字。这两个字非同小可，要知道更早的时候，在昆腔进京之时，就连皇上也没敢这样做。 历史从不以“衣帽取人”，皇上没做到的事情，“农民”做到了。 在北方昆曲的历史上，有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应该永远记住：清宣统三年(1911)“荣庆社”成立；民国六年(1917)“荣庆社”进驻北京天乐戏园(大众剧场)；1957年，北方昆曲剧院正式建院。在上述三个历史阶段中，“荣庆社”进驻北京天乐戏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从农村到城市，从露天地头到现代剧场，就是这两大步，成就了北方昆曲。 “荣庆社”这支农民队伍是怀着极其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进京“赶考”的，只不过这次“赶考”的目的不是“当家作主”，而是养家糊口找饭吃而已……终于，这些北昆前辈没有让人失望，他们在北京站住了，这才有了北方昆曲这一支脉。 1997年在北昆成立40周年的时候曾编了一本名叫《荣庆传铎》的书，书中主要的部分都是荣庆社的前辈们对当年艰辛的回忆，其中就有侯永奎先生的回忆，读来让人百感交集。 “荣庆传铎”的“荣庆”好解释，指1911年成立的“荣庆社”，后来“荣庆”成了“北方昆曲”的代名词。这年是农历辛亥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 再说“荣庆传铎”的“传”字，传就是传播、传送、传习、传承等，表达了世代相传的意思。1917年，“荣庆社”从农村进驻北京天乐戏园，这不仅是北方昆曲历史性的转折，更是逐步完成了北方昆曲从郝振基、陶显亭、侯益才、王益友、侯益隆、白云宁、朱小义等一代人传承到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侯玉山、魏庆林等一代新人手里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标志着北方昆曲的演员们完成了从农村卖唱的农民艺人身份到具有城市现代职业艺人身份的转变。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艺人转变为城市职业艺人，历史意义重大。这一年，“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还是这一年，提倡思想自由的蔡元培开始任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的校长。也就是从那时起，北方昆曲和北京大学结下了“双北昆缘”。 “荣庆传铎”中的“铎”字原意为古代宣布政教法令用的一种类似今天如铃铛一样的能发出声响的器物，也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铎有木制和铜制之分，木制为木铎，又称文铎，古为宣政布政之用；铜制为金铎，又称武铎，古为指挥军队之用。孔子日“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故有“木铎金声”之典。如今，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徽就是一个“木铎”的样式，以表示授业解惑的意思。 早年，北方昆曲这个“铎”传到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侯玉山等前辈的身上后，可以说是文之“万斛泉源，不择而出”，武之“枪刀剑戟，无样不精”。 出戏实不易，出人难上难。如今，北昆的“铎”音还纯正吗?“铎”声还响亮吗?忧中怅然。 人总有谢幕的时候。当雪泥鸿爪，渐成陈迹，繁华落尽，有谁来守候?今后北昆舞台上“横刀立马”之“大武生”者，试问执牛耳者谁人乎?盖当务之急，为少奎先生“树碑立传”尤是一件功德后世的事情。 为少奎先生写传，文风绳尺当为首旨。卖弄玄虚的“迂腐气”，无病呻吟的“脂粉气”，以及不着边际、堆砌辞藻的花拳绣腿、虚假文风等显然都不得要领。生活中的少奎先生，朴素无华，憨厚忠良，性情内敛。学艺之外，善亲朋，喜书画，怜猫狗，少心计，言木讷。故以为写侯少奎传还应以先贤《史记》文风绳尺为楷模：“实录”为源，“不虚饰，不隐讳”为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