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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校笺》清楚梳理了严羽《沧浪诗话》流传至今的三种文本系统—《诗人玉屑》文本、《沧浪严先生吟卷》文本和单行文本，指出：单行文本系从《吟卷》分离出来，即“通行本”，而《诗人玉屑》文本则是流传至今最早的文本，其宋刊本为现存最早的刊本；《沧浪吟卷》不存在宋本，现可见最早的是元刊本；最早以“诗话”命名的《严沧浪诗话》为明正德本，此乃《沧浪诗话》得名之始。对三种文本系统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多种版本从宋、元、明、清迄今的产生、流传及变化，《校笺》在“前言”中梳理得十分清楚。 其次，重要问题，也是《沧浪诗话》的核心问题—严羽的论诗主张，或谓严羽藉《沧浪诗话》所阐发的诗歌理论，《校笺》作了系统集中的阐述和概括。对这点，包括郭绍虞在内的历代诸多学者，多有论及，且不乏精辟论断，然《校笺》的独到之处在于强调突出了其核心观点，并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严羽的论诗主张—“以盛唐为法”，并由此联系宋代的诗歌史实际作了系统阐述。尤为重要的是，对于严羽在阐发中所涉及的诗道、妙悟、工夫、第一义、第二义等一系列诗学概念，以及他借用禅学的理喻所作的阐发，《校笺》尽可能地在“前言”、“解题”、“总说”以及“笺注”中作了详尽疏通和阐释，理清了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甚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和把握。 再次，《校笺》对清中叶以来多部代表性注本作了介绍评价（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及英译、德译等注本），其中特别对郭绍虞的《校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著是至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注本，“广征博引，用力甚巨”，尤其在校勘和理论诠释方面体现了功力和特色。 最后，也是最明显的，从《沧浪诗话校笺》长达55万字、800多页，上、下两册，可以显见，张健在校、笺尤其“笺注”上所花费的大量功夫（当然还包括“总说”“解题”，以及“前言”），书中几乎每一条“笺注”，不光解说原文的字词本意，注明其典故与出处，还引述古人和今人对此原文本意的论述和看法（有些直接辑录原始资料），同时评判得失，在此基础上阐明笺注者个人的独立见解，以供读者参考，这对读者来说非常有参考与比较鉴别价值。 这里，我们不妨略举《校笺》中具体论及的数例，对《校笺》的特色再予说明。笺注“诗辨”篇的“诗道亦在妙悟”时，《校笺》在清楚阐述了自己的认识观点后，分四个方面引了现代学者的不同论述，加以辨证论析，这四个方面是：从学诗方式与过程看；从创作状态看；从思维方式看；从诗歌境界特征看。值得注意的是，在引述过程中，张健没有停留在仅作客观引录，而是分别概括了这些现代学者对妙悟说的不同诠释与解析，指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理解和诠释的角度与特点，以助于读者参考；不仅如此，他还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些不能认同的见解，如对钱钟书《谈艺录》中“别材说”的说法，谓：“钱先生将‘诗有别才’理解为‘别才’，即天才之才，因而将严羽之悟理解为解悟，其实未必符合严氏原意。从本篇下文严羽强调熟读然后悟入来看，严羽所强调的其实正是所谓证悟，是‘因修而悟’。”又如，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认为妙悟乃是兴发感动，张健指出，兴发感动是悟后创作状态的特点，不等于妙悟。关于汉魏诗的不假悟和汉魏晋与盛唐诗的第一义的区别问题，张健在分别引述了台湾张健（与作者同名同姓）、叶嘉莹、龚鹏程、荒井健（日本）、宇文所安（美国）等学者的论述后，提出了自己的鲜明观点，认为，严羽所谓悟第一义，是从学诗角度言，必须学习第一义的诗（即最好的诗作品），而称汉魏晋与盛唐诗都属第一义，是从价值评判角度言，两者的角度不一；具体到汉魏诗，则它并非通过悟达到第一义的，而谢灵运至盛唐的诗乃是通过彻悟达到第一义的。这说明，在严羽的认识观念上，说诗道在妙悟是从逻辑上说的，说汉魏不假悟是从历史上说的，诗歌史经历了从无意作诗到有意作诗的过程，汉魏诗是无意作诗，晋以后是有意作诗，而所谓悟是以有意、人为的创作为前提，在严羽看来，诗人在创作上有意符合和体现诗歌应有的特征，才是有悟的表现，反之，就没有悟的问题，也不假悟（这里的“假”，指凭藉）。当然，古代诗歌的有意和无意的分界在哪个时代，古人和今人都有不同看法，难下断论，张健对此也作了引述。 应该实事求是说，张健这部《沧浪诗话校笺》确实是一部功力扎实、功夫深厚、见解独到、甚具独家风格的系统整理、研究古代诗话理论著作的力作，值得向读者及研究人员推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