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健的《沧浪诗话校笺》是迄今为止海内外“最新”版的《沧浪诗话》整理研究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从“最新”这个角度，客观地说，它至少应该体现出不同于之前问世的各种整理研究本子，且这种不同，应包括校与笺两个方面（从该著书名看），也即整理和研究两个层面。从张健的这本《校笺》（以下均此简称）看，笔者以为，它完全体现了与之前各种整理研究本子不同的自家特色，在笔者看来，既可称是之前各种本子的集大成，也鲜明体现了属于张健本人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的独家风格。《校笺》之前问世的有关《沧浪诗话》的整理和研究本子中，无论中外（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及欧美等），应以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最具代表性也最显功力（以下简称《校释》），这不仅因为郭绍虞本人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声望，也包括他的这部《校释》本身在20世纪60年代确实体现了整理研究《沧浪诗话》的时代水平和扎实功力（80年代又再版），这就是说，在张健《校笺》未出版前，学界一般是以郭绍虞的《校释》作为《沧浪诗话》研究参考的权威本子的，这应该没有异议。但笔者在翻阅了张健的《校笺》，并与郭绍虞的《校释》作比较对照后，不得不指出，《校笺》较之《校释》，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此话的前半句，笔者以为是客观事实，可以毫不讳言（即便张健本人大约也不会否认），因为张健的《校笺》确实参考、引用了在他之前已问世了半个世纪的郭绍虞的《校释》，书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印痕，可见，“青出于蓝”确是事实；而所谓“胜于蓝”，也并非笔者主观武断之语，它也是客观事实，即便郭绍虞本人在世大约也会承认（并非主观臆测）—指书中不少部分。这里不妨列举数证：其一，《校释》用的《沧浪诗话》底本，是明正德间赵郡尹嗣忠的校刻本，校本是《诗人玉屑》本，郭绍虞认为它们是现存最早的刻本；而《校笺》用的底本，则是比明刻本更早的元刊本《沧浪吟卷》，所2. 西汉中期，铜镜已出现篆隶，西汉中期的铜镜篆书也已经为汉篆，方笔明显而不再同小篆般使用圆笔。如《汉铭斋藏镜》图八一《投博（从酒）铭草叶博局镜》（西汉中期）虽然仍有篆书字形，但笔画皆为方折。（图2）《汉铭斋藏镜》内图七八、图七九、图八一（均为汉代中期）之“至”字，恰完整呈现了篆书至隶书的过渡，可证中国古文字演变成今文字的“隶变”正在西汉中期前后（见表）。表 西汉简帛与铜镜铭文比较文字西汉早期（铜镜篆、简帛古隶）西汉中期（铜镜篆隶、简帛今隶）西汉后期（铜镜古隶、简帛今隶）至《汉》图78马《汉》图79北《汉》图81居3. 西汉晚期，铜镜已经出现有不少是隶书的铭文（古隶）。如《汉铭斋藏镜》图九四《铜华单圈铭文镜》（西汉中晚期）已是方折很明显的古隶。（图3）4. 直至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含新莽），铜镜铭文上才出现了有波磔的今隶。如《汉铭斋藏镜》附图二九《作佳镜铭瑞兽博局镜》（东汉早期）的铭文就已经基本为今隶，其波磔明显但不夸张。（图4）由上可见，铜镜铭文在西汉时期尚未完全发展到今隶阶段，直至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才出现了有波磔的今隶字体，铜镜铭文的发展相比简帛等是滞后的。王纲怀先生所著《汉铭斋藏镜》正是极好的例证。(《汉铭斋藏镜》（线装三册一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定价：980.00 元)图1 《 清华铭文镜》图二〇《日有憙铭图4 《汉铭斋藏镜》附图二九《作佳镜铭瑞兽博局镜》（东汉早期）草叶连弧镜》（西汉早中期）图2 《 汉铭斋藏镜》图八一《投博（从酒）铭草叶博局镜》（西汉中期）图3 《汉铭斋藏镜》图九四《铜华单圈铭文镜》（西汉中晚期）用的校本时间上也比《校释》的校本要早；其二，《校释》的整理和研究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校注”和“释”，《校笺》则分为四个部分—“解题”（对全书五个大部分分别作详细的解题说明，有些还“附录”直接引用的资料原文），“校勘”、“笺注”和“总说”（对涉及有关理论性的问题作综合论述），相比之下，《校笺》的论述部分（“解题”和“总说”）比《校释》似乎功夫下得更多些，述及的内容也更丰富些，且《校笺》的“校勘”部分，明确说明，凡《校释》已出之“校”，它一概不重复，明显有误者则予以纠正；其三，《校笺》的“凡例”中列出校本24种，书末列出“引用文献”（包括传统文献与近人著述）近300种，这甚便于读者尤其研究人员参考查找（《校释》书末附录的“附辑”资料，也有助于读者参阅，这是《校笺》没有的）；其四，《校笺》前有长达20页的“前言”，综述严羽《沧浪诗话》的相关版本、论诗主张、各种注本等，特别还对郭绍虞的《校释》作了高度的肯定与实事求是的评价，而《校释》的“校释说明”相对较为简略。 以下，笔者拟对张健《校笺》的主要成就和特色作概要的评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