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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因为生活是汇聚了快乐与痛苦、幸福与困难、坦途与荆棘的，这种复杂性同样体现在儿童文学中。作家们关注着儿童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挫折、磨难、创伤等阴暗面，并试图引导他们走出困境。作为一部典型的苦难书写作品，意大利“蒸汽船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同时入选意大利学校教本的《星星闪耀的日子》（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就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进入苦难与走出苦难的人们，如何应对更深层的心理创伤？ 本书作者之一莉莉亚娜·赛格雷，1930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一个犹太家庭。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她是那场种族大屠杀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也是本书内容的口述者。另外一位作者是丹妮拉·帕伦博，1965年出生于罗马，现定居米兰，是一名记者兼作家。她以敏锐的、感性与理性并存的态度持续参与苦难书写，其作品《奥斯维辛的手提箱》于2010年荣获意大利“蒸汽船文学奖”。《星星闪耀的日子》是生活在意大利的犹太裔女孩莉莉亚娜献给爸爸的一本书。犹太女孩莉莉亚娜从小和爸爸幸福地生活在米兰，但突然有一天，纳粹法律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被迫离开家乡，逃往瑞士，却没有成功——在13岁那年，莉莉亚娜和爸爸登上了开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火车。 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的回忆从幼年一直持续到了成年。这就为读者提供了阅读体验的多重视角：读者可以看到她从幸福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进入”苦难的，可以看到她在苦难中是如何承受与应对的，可以看到她从绝望呆滞的苦难时光里是如何在身体上与心理上“走出”苦难的。这几种不同的生活与态度围绕着奥斯维辛缓缓展开。 根据儿童主动参与世界和被动承受压力两个方面，有学者将新世纪儿童小说中苦难叙事的表现范式分为“儿童指向世界”和“世界指向儿童”两种。依照这种分类方法，莉莉亚娜所遇到的苦难很明显是第二种，因为她遇到的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事件。在此之前，“显而易见地，作为家里唯一的小女孩，我是这个家里的小女王。”她拥有一辆小三轮车，骑着它在走廊上全速冲刺，一天当中至少要来来回回六十多次。她拥有一位让人永世不忘的神奇外婆、严肃又谨慎的奥尔加奶奶、溺爱着她的阿尔弗雷多外公、皮波爷爷，当然，还有将他全部的生命都倾注在她身上的爸爸。她知道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小姑娘”。但很快，莉莉亚娜“再也不能去上学了”，彬彬有礼的奶奶“为法西斯递上蛋糕”，他们一家“逃离米兰”，最后，她和爸爸“逃亡瑞士”失败，就进入了“一所又一所的牢狱”，直到“身处奥斯维辛”，一步步被迫走向苦难的深渊。 正如埃恩·威尔金森所说，“苦难获得了它破坏与摧毁我们生活的实质性能力”，这同时体现在身处苦难中的应对与走出苦难的艰难挣扎中。尤其是后者，在这个阶段，似乎苦难是开始，而不是终结。在苦难中，“我们不再是人，在奥斯维辛里，我们变成了‘东西’”，她曾经毛发被剃光，光着身子在“桑拿室”瑟瑟发抖，纳粹士兵从外面张望并哈哈大笑。而莉莉亚娜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她一方面“让自己从身体上来适应集中营的生活——埋下头，像僵尸一样”，另一方面她“总是幻想自己不在这儿”。她说：“我不会依靠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要因为要活下来而依靠我。我变得很自私。但这又是活下来的唯一的办法。”在这里，苦难将人的身体变为骷髅，将人的心理变得非人，莉莉亚娜在绝望中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抵抗它的破坏与摧毁。 “走出”苦难的过程却如慢刀，重新撕裂受难人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苦难是个人化的，个人的苦难以及相关的痛苦不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为他人所感知和分担。“很难让别的人，包括我的家人，理解奥斯维辛带来的难以言说的痛苦。因为你身上没有明显而严重的伤痕，所以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忘记奥斯维辛的一切。”“他们并不能明白。他们并不明白我们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经历：我们被我们的同类残害胁迫，最终自己也认为自己只是一件可替换的工具，一具卑贱的躯体，存活的意义只是工作到报废的最后一刻。” “重新开始你的新生活，莉莉亚娜！”所有的人都这样对受尽摧残的莉莉亚娜说。但是她“尚且无法从我深陷的这个地狱中走出来，更不要说去谈论它了”。她的新生活也不过是“看见了一个肥胖的、体形走样的姑娘，无法适应他人的日常生活，其他人也无法适应她的各种作为”。她想要别人来爱她，像她小时候那样，但没人做得到。奥斯维辛又挥之不去地回到了她的生活中。“它就像一个想要撕裂我灵魂的恶魔；它就像在我背后，把双爪搭在我肩上的饿狼。这真让人害怕。”但好在，最后，莉莉亚娜幸运地遇到了她的爱人和“生命的向导”阿尔弗雷多。他给了莉莉亚娜一把教会她认识这个世界的钥匙，和她一起开始了一段“重建希望的时光”。 这是生命的慰藉。书中这种对于苦难前、苦难中、苦难后的跨度较长的讲述，不仅没有破坏儿童的自我发展逻辑，也使叙事处于主动化的状态。苦难的承受者最终没有被苦难所淹没，他们由对不幸的恐惧生出对生活的真正回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