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陈东东。 （受访者供图）  陈东东作品《流水》近日再版。（资料图片） 在当代诗人之中，陈东东通常不是活跃显眼的那一位。这几年，除了出生地上海，深圳也成了陈东东的另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生活坐标。平时他会低调参加一些诗歌活动，所见其人，是安静的存在，正如有评价称他“其为人一如其所为文，独立不惧，不将不迎，机敏而多智，谐趣而清朗”。但是，当对话的场景移到创作世界，陈东东就是一位“善于从词语中激发出无穷的诗意幻觉”的魔术师——他是当代中国的代表性诗人之一。 1997至1998年，陈东东完成了一部名为《流水》的长篇作品。它以中国名曲《流水》作为创作原点，围绕人们所熟知的伯牙与子期间的故事，展开了关于知音主题的种种想象与抒写。2000年，《流水》曾收入一本诗文集面世，但早已绝版而难于读到。现在，其单行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并收入“六点诗丛”。作家金宇澄赞叹道：“陈东东的这部《流水》，融汇传说、故事、寓言、科幻、文论、笔记、絮语等诸多笔调，既创建了一种新诗歌类型，也在发现一种新型小说。”无疑，今天我们再读《流水》，仍能炙热感受到陈东东探索汉语现代诗歌本质的痴迷之心。近日，陈东东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专访。 我不打算再像《流水》那样写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今年距离您写完《流水》正好是二十年，《流水》隐结构中那一个又一个文字谱留下的精神密码，反映了您当时对新诗、对理想、对时代的理解。二十年过去，今天您怎样看待《流水》？ 陈东东：我没有这么去看待过这本《流水》。二十年以后，它以一个单行本重新面世，我会觉得它已经不是我写下的作品了——也许我还能这么写，然而我早已写出了别样的诗。 前几天在本来书店的一个图书分享会上，我说《流水》是一件被尽力推往极致的作品，使之获得一种“因为话语跟语法的一致般配而生的无可替代的说服力”；也同时将它变成了我不可能（其实是不再打算）朝这个写作方向再迈进一步的一次写作。《流水》深深地画出了我的某条写作路径，也使得我的另一些写作路径因跟它的比照区别而更显清晰。那是齐头并进却方向有所不同的写作，那是相互掩映、砥砺、推动的写作。所以，又不妨说，虽然我不打算再像《流水》这么写了，虽然我感觉《流水》已经像是别人——另一个我的作品，但我还是在继续着它。许多时候，我想我是作为《流水》的作者或忘了自己是《流水》的作者而在那里写作；许多时候，我希望或想象自己还不是《流水》的作者，然后开始我的写作……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以音乐入诗，以意象入诗，以小说入诗，让《流水》是诗歌、是音乐、是小说、是绘画，其中藏匿的强大隐喻与外延空间给人带来极大的挑战，那么您如何让自己进入这些杂糅的文体，直抵诗的本质？ 陈东东：这是个我回答不了或不想回答的问题。就像我难以说出我如何成为了眼下的我，也难以说出为何我楼下的一棵树长成了它现在那个样子。 作者话太多是给阅读帮倒忙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这个有关知音的诗文本”中，虽然您是在思索伯牙与子期的对应关系，但您似乎更把着力点放在“以沉默相向”的子期，让所有人的声音都随着他的琴音而表达。您这样处理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东东：是否这样，我已经不记得了，也很难回想起当初是怎么考虑我的那番写作的。我想这不该是由作者来回答的问题，作者把作品提供出来，所有的问题和答案就都是读者的事情了。也许评论者、导读者、阐释者、研究者会对阅读有所帮助，但很多时候是在帮倒忙，就像让作者过多地讲解其意图，是在帮阅读的倒忙。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自古以来关于知音主题的书写或演绎绵绵不绝，那些后世有关知音题材的音乐、诗歌、戏剧、小说对您有过怎样的影响？为何您在《流水》中似乎带有一种后现代的揶揄、反讽？ 陈东东：我之所以以“戏访的严肃性”为题辞，之所以在《流水》的写作中如你所说“似乎带有一种后现代的揶揄、反讽”，是因为我对我处理的题材和那几个古老的主题（比如知音、音乐、倾听、演奏和时间等等）都有我的看法。这些看法，我把它们写进了《流水》。 当一名真正的“先锋”很难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杨炼有一种说法是“当先锋易，作后锋难”，中国新诗在2017年迎来百年纪念，但今天的诗歌似乎在虚热化、娱乐化中沉浮着。您作为一位当代诗歌的重要参与者与坚守者，如何看待您这一代人的“先锋”与“后锋”？ 陈东东：我没有专门去了解杨炼说那句话的背景、场合、语境和上下文，我想他那么说一定有其原因和道理。在我看来，当一名真正的“先锋”，很不容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先锋”是极为激发诗人及其创造力的词语，据说奥登（一位让我至今心仪的诗人）认为那是“种族的触角”，我当时理解，这“种族”指的是诗人一族、艺术家一族、创造人类思想和精神生活的一族。至于“触角”，我引用我当年读到的康定斯基在其小册子《艺术中的精神》里的一段话：“一个巨大的锐角三角形分割成彼此不等的几部分，其顶点和最小的部分朝上——这就是对精神生活的总括和准确的描画。”所谓“先锋”，正该指人类精神生活“顶点和最小的部分朝上”。对此，康定斯基还有其描述：“从我们——人们当中，必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他在所有的方面与我们酷肖，不过，却带着神秘莫测的、天赋的‘明察秋毫’的能力。他以远见卓识昭示未来。有的时候，他可能希望放弃这种往往成为他沉重十字架的非凡天才，但是他没能这样去做。嘲笑和嫉恨伴随着他，而他永远拖着卡在石头中的人类之车，迤逦向上向前。”这样的“先锋”怎么可能轻易就能“当”成呢？在我的心目中，简直还并没有谁“当”得起这样的“先锋”，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也是根本没有。 不过，“先锋”作为一个“顶点和最小的部分朝上”的理想，确曾鼓舞过我们这一代里面最好的诗人、写作者和艺术家，成为一枚指针，一种引领……至于“后锋”，我不知道这个词的确指，也许它只是为对应“先锋”生造出来的一个词，以对仗的方式，大概“后盾”会更“工整”。能成为“后盾”——能处身于那个“巨大的锐角三角形”之中，哪怕在它不太靠前的部分，当然也一定是不易的，然而不会比做“先锋”更“难”。这个对应于“先锋”的词又让我想起高速火车的另外一个安在车尾的火车头，它跟前面那个火车头的指向刚好相反——当它反过来拉着高速火车往它所指的那个方向跑的时候，它也就成了“先锋”，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做“后锋”或许要比做“先锋”更难——因为，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可以做“后锋”的可能性。 正在写一些“地方诗”的作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是何时移居深圳的？这座城市为您带来哪些“写作跟倾听和阅读的对话”？ 陈东东：我在深圳已经好几年了，同时我又仍然在上海，可以说是双城居住，深圳带来的“写作跟倾听和阅读的对话”与上海带给我的并无质的区别。当然，深圳给予我新鲜的体验——在上海，当我过黄浦江到浦东新区，也会有一样的新鲜体验。我现在能说出我对深圳的感受是这座城市更年轻、更具活力，更有着巨型港口般的吞吐能力、开放和包容的能力……在深圳我遇到那么多我未曾遭遇到的事，不一而足。另外可以一提的是，深圳所处的湾区和珠江三角洲（接近香港、澳门、广州）的地理位置、生活形态、文化影响，必然会给予我许多特别的感触；即使我仍然听不懂的、往往把我置于云里雾里的粤语，也已经令我着迷——那种发音，那种语调，那种念出诗歌时的古奥之媚惑，我想，对我所谓“写作跟倾听和阅读的对话”，必会有所激发。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诗人钟鸣认为您的作品的分析性“是围绕都市主义展开的”。假如请您描绘深圳，用一个意象、一种音乐，或者一首诗，您会怎样形容深圳，以及它所提供的诗歌空间？ 陈东东：我最近在写一些我称之为“地方诗”的作品，写法有点地方志的意思，将游历行止、印象见闻、风俗掌故、野史传说、书中和网上所得、“浮世绘”、“清明上河图”等等剪辑编织。我打算把它们写成一本诗集，于是就稍稍列了个以各处地名为题目的提纲，然而没敢把“上海”和“深圳”列进去。对我来说这两个城市同样重要，几乎应该为之各写一本诗集、一本书，而不仅仅是一首诗。很可能我无法用一首诗说出我的“上海”，我的“深圳”，那么，用一个意象、一种音乐来形容深圳，对我来说肯定也有困难。深圳是它的全部，是它本身。我想我没法用一首诗或更多的诗写出深圳，我在深圳的所写，我不在深圳的所写，都跟它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