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写过访谈录，也很喜欢看访谈录，现在也有人称它为口述史。这种题材的优点是可读性好。它的生命在于它的真实性。它让你看到这些口述者的人生的“秘密”、创作的“秘密”，以及种种不为人知晓的“内幕”，这些是最诱人的，也常常给人以启发。有时，它也是重要的研究资料。但是，只要它不真实，它带来的种种影响也是可以预期的。现在满大街的口述史，一些自卖自夸的东西，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成为垃圾，甚至使口述者失去公信力，以致遭到啐骂。张驰这本《中国当代戏剧名家访谈录》，它的真实性同样需要考验。不只是她的访谈录，所有的访谈录，自它问世，就必然遭遇被审视被检验的命运，自然也在考验它的价值。 张驰原来是《戏剧文学》的编辑，对戏剧界的状况很熟悉，所以选的访谈对象多是戏剧界很有吸引力的人物，如林兆华、査明哲、田沁鑫、任鸣等，他们都是新时期有代表性的导演艺术家。剧作家选了魏明伦、何冀平、过士行、邹静之，也都是新时期剧作家中的风云人物。这样有目标的选择，不但可以了解其人，更让我看到新时期戏剧发展的一些内幕，呈现戏剧界的一些真实的面貌，这往往是一般的戏剧评论甚至戏剧史难以做到的。这部专注戏剧人物的访谈录，为研究新时期的话剧会提供一些可供参照的资料，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它的价值就值得首肯了。他访谈的这些戏剧界人士，都和我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看了他们的口述，对我颇有启发，不免感想联翩，于是顺手写出我的随想。 我很喜欢过士行的剧作，他的《鸟人》一出现，就给当时沉寂的话剧舞台带来惊喜。多年没看到他的剧作的演出了，因此，就很想知道他生活的怎样，创作又是如何。他谈得不错，我很赞赏过士行的谈话风格，很实在，没有虚张声势，可以看到他创作的甘苦。“闲人三部曲”让他以独特的风格屹立在话剧舞台上。他很坦诚地说他的剧作，因为导演的缘故，而不能使他满意。这是剧作家常有的感慨，不过有的人不敢说罢了。尤其在这个导演统治舞台的时代，有人给你的戏做导演就不错了。现在人们都说没有好的剧本，不过，有时我也喜爱遐想，如果导演不识货，不也淹没了吗？还有，好的导演确实需要好的剧本，好的编剧也需要好的导演。如果契诃夫没有遇到斯坦尼，可能他的剧本还停留在纸上。反之，如果斯坦尼没有发现契诃夫，他也不可能成就他的导演学派。老舍的剧本，如果没有焦菊隐的导演，他的剧作也不会有舞台上的辉煌。我说，《茶馆》是老舍和焦菊隐共同创造的。编剧和导演之间，其中际遇玄机，不知因此而耽误了多少编剧和导演。 对林兆华的采访也是我所关注的。我和他可以说是老搭档了。他的话剧工作室，最早就是附属在话剧所名义下。后来，还一起在于是之的鼓励下成立过导表演艺术学会，共同筹办于是之戏剧学校。我对他的印象，他是个干事的人。他这次口述还是很认真的，记录了他创作的甘苦。几十年下来他做得很辛苦，至今仍然在做，我很佩服他这样的精神。关于他的导演，有他的成就，但也有争论，在北京人艺内部争议就很大。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听到剧院的人对他的批评，而且是带有情绪性的批评。我在会议上就很诚恳地说，林兆华这样努力地导戏，他有他的追求，即使他有值得探讨的地方，无论是经验和教训，都是北京人艺的财富。林兆华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我看到的对林兆华的评论和研究中，还没有写得更好的论著。他的导演集中体现新时期戏剧导演戏剧艺术的发展水准、经验和教训。他很想学焦菊隐，把话剧同中国戏曲结合起来，但是，他的主要弱点是缺乏焦菊隐先生那样的学养和功底。这不单是他的问题，是一代人的缺憾。中国话剧的发展从整体上说需要文化修养的积累。 魏明伦的言谈，我是很喜欢的。他看似语出惊人，不按常理出牌，细细琢磨，都是令人思令人想的。张驰一上来就同他讨论他的《中国公主杜兰朵》，他觉得魏明伦写得还不够残酷。一下子就把魏明伦调动起来。他说，“我的意图本来就不重表现她的残酷。”于是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说杜兰朵的外国故事是杜撰的，他们对中国人不了解，“就像我们现在不了解火星人一样”。“他们把我们中国人臆想得非常阴狠毒辣”。“他们是夸大了东方人的愚昧”。他说普契尼的歌剧，他编故事的背景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把杜兰朵写得那么残忍，在于宣示“西方会用一种爱的文明力量化解仇恨，征服东方”。我觉得魏明伦是很真诚的，在讨论中，他毫不客气，他批评张驰说，从你对杜兰朵的理解，“反映出你们这代人对生活理解比较肤浅，因为你们就是杜兰朵，确实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考验 ，不知道生活忧患，你们就是在蜜水罐里泡大的。”这些，都看出魏明伦的性格，也正是他的“可爱”之处。 对于何冀平，我很熟悉，但是没有过交流。我认识北京人艺，就是从她的《天下第一楼》开始的。我担任话剧所的所长，第一次参加戏剧座谈会，就是在全聚德烤鸭店召开的《天下第一楼》座谈会。想不到对这个戏有着那么激烈的争论。一位剧评人指着墙上挂表的指针说，你北京人艺就停在这里吧！当时，就有人说它是短命的，演不了多少场。而这个戏却演出了500场，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这样的争论对我关于中国戏剧的思考起到启蒙的作用。 何冀平谈话十分朴素，但却极为睿智，看似话剧平常，却能说到焦点上。他很懂得我们的社会，更懂得香港。就创作环境来说：看似不同的制度，但是各有各的“规矩”。但何冀平有一个创作的原则“在满足对方的需要中加进自己的立意，是我的一贯做法”。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它的实质还在于他要写出自己的东西。犹如在足球场上踢球，有场地的范围，有踢球的规则，都是有限制的。就在这样的限制中，有的踢得很好，有的踢得很臭。她就是要在限制中“踢”出自己的创意来，自己的水平来。譬如他在北京写的《天下第一楼》，接着写的《德龄与慈禧》，以及看来是遵命之作的《甲子园》等。我看何冀平是一个有聪慧、有才华但却不露声色的剧作家。 在这部访谈录里，还专访了二人转研究专家王木箫，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二人转研究专家王肯的女儿。这个访谈是颇为珍贵的。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父女两代人研究的成果。还有一位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孔子学院的院长、比较戏剧教授，讲述了她从一个工农兵学员到美国大学教授的成长历程，也多少看到这一代人治学的经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