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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土化”这个概念是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前提决定了我们强调文学的本土化，就不仅是为了“坚守”本土，对本土进行封闭式的定位，更是力图在本土与非本土的交融互动中进行开放式讨论。近年来，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曾几何时，“先锋小说”、“身体写作”等文学形态跨越重洋，带来了创作上的繁荣景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命题也一度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但随着本土与非本土交流、碰撞、融合的不断深入，我们愈发意识到两者很难截然分开。这种跨文化“影响的焦虑”不仅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一度被忽略的文学本土化，同时也加剧了文学本土化实践的难度。如何应对全球化语境下复杂的“本土化”挑战，将之转换为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上的新机遇，这是当下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今天为什么谈文学本土化 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的本土化，本来就是应有之义，中国也是如此。但为何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呢？随着跨文化交流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语境，中国本土文学遭到了全球化文学浪潮的严峻挑战，构建文学本土化的本土价值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诉求。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大陆的跨文化研究愈发引人注目，海外汉学的研究思路、理念、方法给大陆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人提出是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对于这个说法，我们不能简单认同，唐弢在大陆“发现”不了张爱玲，反而是夏志清在美国“发现”了张爱玲，难道历史是这样不合常理吗？实际上，张爱玲的《金锁记》一出现，傅雷就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说小说是作者“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上个世纪40年代，唐弢和张爱玲同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谁还不知道谁呢？唐弢认为张爱玲、钱锺书等人“不是海外什么人的发现”。唐弢没有把张爱玲写入文学史，必然有自己政治、社会、文学等各方面的考量。脱离历史语境去看问题，也就无法回到我们的文学现场，理清我们的文学脉络，也就会提出像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那样的观点。但是无论如何，唐弢等人没有将张爱玲写进文学史，这毕竟是一种局限，不仅是历史的局限，也是包括唐弢在内的文学史家的局限。唐弢曾对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做出过反思，“我们的文学史没有论述甚至提及这些作家，尽管有种种不同原因，却还是很大的疏漏和错误”。唐弢和夏志清两人分属的本土、非本土的立场与语境截然不同，但是二者的差异性正说明了一个事实：本土“化”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这其中必然会经历本土与非本土对立、碰撞、融合的阵痛。而中国文学正是在这种阵痛中，不断弥补疏漏与错误，修正与更新本土文学的内涵与边界。 早在上个世纪，面对非本土文学的进入，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无论郁达夫受到外国文学影响有多深，《沉沦》之所以能够激起中国读者的共鸣，正是因为郁达夫笔下主人公的思想根系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壤，浸淫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与修养。郁达夫笔下的中国底色与异域风情相交融，最终成就了独具一格的郁氏小说风格。本土“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学与非本土文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本土文学不断发现、整合、提炼自我特质，在他者的参照下进行文学内部的构建与重塑,最终丰富我们的本土文学风格，提高本土文学品质，促进人类精神层面的深层次沟通与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