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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合花》为代表的茹志鹃的小说，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成为“十七年”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学界的评价沿着茅盾先生“清新俊逸”的赞语一路延伸开去，将其视为通过小题材与小人物而歌颂人性美的佳作。 目前，对茹志鹃作品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方式：一是注重作品本身的文学特质，通过对题材、人物、用字的文本细读分析茹志鹃小说的“抒情性”，视其为共和国文学“抒情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视其为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机制制造的“产品”，侧重分析国家意识形态及其召唤过程与特征，相对忽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将其视为对革命意识形态的顺从与补充；三是采用精神分析方法，勾勒文本深处的潜结构，探究深埋在作者潜意识与无意识中的创作动机，彰显宏大历史与微小个体、能动主体与幽暗意识之间的诸种裂缝和张力。 以上三种研究方式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多有融合与交叉，并因而将茹志鹃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问题层次，如果说茹志鹃的小说以个性、人情的方式参与了意识形态建构，是以“抒情姿态”实现对“革命精神的策励，是对衰退可能性的防抑”（孙民乐《十七年文学中的“百合花”》），这也就意味着，作品是茹志鹃“情感结构”的最终呈现，内部同时牵涉着革命意识形态与茹志鹃个体意识，而个体意识又包含着潜意识与无意识的幽暗层面。那么我们要问，这种“情”与“意”的结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又是如何抵御时代变迁而常读常新的？ 要回答“情”与“意”如何在作品中融合的问题，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茹志鹃开始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是什么？扰乱或激荡她首次拿起笔的是何种情感与思想？此时的“情”与“意”是否是后来呈现在作品中的“情”与“意”，二者间有何异同与关联？鲁迅幻灯片事件的文学原点叙事广为人知，那茹志鹃又是如何描述自己的“文学原点”，建构自己的文学发生学的呢？ 起点：携笔从军的文艺战士 茹志鹃身为作家的独特之处是，她1943年（18岁）随兄参加了新四军，在此之前她是个热爱阅读却又软弱、漂泊的小知识分子，参军后“有幸分在文工团工作”，她是从部队文工团开始文学创作的。文工团虽然一般不执行前线任务，但是日常的行军、演出、土地改革乃至偶尔的转移与作战任务却都不可避免，战争本身的残酷、激烈与无常，战争中“我方”强烈的求胜意志与敌我双方的作战热情，连同在战时特殊状态下个体的人性光芒甚至“变态”，都是非亲历解放战争而不可得的笔下风景，是隐藏在清新文风背后厚重的生活实感。 茹志鹃关于自己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叙述，集中出现在《漫谈我的创作经历》一书中，在此书中，茹志鹃建立起了这样一套叙事： ①极度贫困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靠借来的“杂乱不堪”的书得到乐趣。其中，她一笔带过的书目包括《水浒》《荡寇志》《七侠五义》以及大量廉价的社会言情小说与旧唱本，而特意提及的则是对《红楼梦》以及鲁迅著作的反复阅读，以及中学时期对作家庐隐的偏爱，“这个女作家的整个儿的调子是很灰色、很阴暗、很消沉、悲观的，这正好和我的身世结合起来了”。（《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第12页）②18岁参加新四军后，有幸分到文工团，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之间的休整期，文工团居住在一个逃亡的工商地主家中，她有机会阅读大量外国经典文学书籍，“罗曼·罗兰、梅里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当然还有契诃夫，我开始闯入了另一个天地”。（《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第5页）这一次的集中阅读连同年龄的增长使她“似乎具备了书中人物的细腻感情”，并开始记日记，也开始了自发、业余的创作，无法发表，有时会在亲密战友之间传看，此时的文学创作仍停留在爱好层面。③1947年初的“白毛女”事件，茹志鹃所在的文工团来前沿阵地演出《白毛女》，观众都是战士甚至是当晚执行突击任务的突击队员，“戏未结束，攻击的时间已到，他们一边流着泪，一边高呼着为喜儿报仇的口号走出会场，直接投入了战斗。我被这样的戏剧效果震撼了，我看见了艺术的力量。我羡慕，我渴望。在这个时候，我从一个业余爱好，才真正下了决心，不管我水平多么差劲，我一定要掌握这种力量”（《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第8页），并从此开始比较勤奋地写一些歌词、快板与战斗需要的广场歌舞剧的唱词，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茹志鹃的文学原点叙事“恰好”印证了“内在性”这一提法。如果说当她在反复阅读《红楼梦》时学到的主要还是“美的享受”、“领会到一点诗的意境”、“懂得了曹雪芹通过人物做的诗在刻画人物”；那么当她尚未接受阶级分析理论，仍旧“毫无批判、毫无保留地留恋在安娜·卡列尼娜的贵族客厅里”之时，却同时通过阅读这一批欧洲现代小说而具有了细腻的感情，开始记日记，“不能写日记，就周记、月记，反正要记点什么。因为我想说的话多了，我记行军、战斗、具体事件少，记自己的感想多。”（《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第6页）这种倾诉、书写的强烈欲望与丰富的感想，与其说是被托尔斯泰们赋予的，不如说是内在的情感种子被赋予了合法性与正当性，并得到诱发与培养。 茹志鹃的文学原点叙事中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她对以流泪、咒骂、旺盛的战斗与复仇渴望为表征的艺术力量的体会与占有，这可以说是上文提及的“内在性”的反面，强调艺术效果，并进一步强调行动能力，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以情动人增强别人行动能力的力量，这其实是斯宾诺莎 “情动”（affect）哲学的生动展现。斯宾诺莎强调人的身体总是同外界的身体（同时包括外界的人或者物）发生感触，这种身体的感触产生了情感，而这些感触会“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战士们观看《白毛女》时受了感触，感到愤怒，身体因而表达出愤怒、咒骂并带着这种情绪上战场执行任务，茹志鹃则因为看到战士们的情动而产生了自己的情动，决心要以文学创作为一生志业，目的是拥有这种感触他人的力量，并进而促进他人的行动。情动的这个瞬间其实是一个文学再生产闭环中的“开端”，文学再生产就是通过一个个的情动瞬间而得以实现与持续，我们可以想象，《百合花》的年轻读者们会有多少人被小通讯员与新媳妇的形象打动，成为下一个英雄与“人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