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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债还钱”，这样一句俗语似乎不证自明，但如果为这句话巧设语境，埋下冲突，让“欠债”“还钱”在小人物的生存处境里反复拉扯，会出现怎样的人性困境？杨志军的新作《潮钟》便是由此而起。 “我”家遭变故，母亲瘫痪在床，请来照顾母亲的马护工却偷了母亲5000元，小说围绕“欠债还钱”，勾勒了一个马护工、马护工之女桃桃、马护工丈夫，与“我”母亲、“我”、小姨充满摇摆和矛盾的故事。两个家庭虽是雇佣关系，却都是挣扎在生活第一线的底层小人物，但就是在这样的艰难下，他们对于“善”近乎执拗的坚持，反而使人好奇文本下的表达企图。 作者采用“零度叙述”的方式，将生活的一地鸡毛毫无修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论是作为雇主的“我”家，还是作为雇工的马护工一家，苦难的降临既无预兆，也似乎与人物如影随形。生活的困窘与疾病的袭击，一样戏剧性地摧毁着两个家庭。不做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并展现小人物生存的艰难、困窘，是对于这篇小说的第一印象。 但稍加细读便会发现，在以“贫穷”“疾病”为代表的生活苦难下，若完全按照某些新写实小说自然生发的思路，原本“活命哲学”带来的生存本能，极有可能使两边的力量往“债主讨债、欠者逃债”的方向碰撞：对于“钱”的极度需求，债主的“我”方，会对欠债穷追不舍；而欠债人的马护工方，则会对欠债极力赖掉。故事的确是这样展开的，但有意思的是，故事开始后不久，这两边的力量竟然背道而驰：在同样的经济窘迫中，“我”方开始不要马护工还钱，而马护工方却开始拼尽全力还钱。这个转折颇有可探寻的意味。 在处理人与苦难的命题上，某些新写实小说的确有着天然的消解倾向：了解人在世俗苦难面前渺小无助，认可苦难的存在，并背负苦难，“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然而，在《潮钟》中，作者所着力书写的却是面对苦难，人并不是只有“认可”并“背负”才能获得救赎，并不是“人在苦难下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小人物不是渺小而无助的，也不是受苦难摆布的、需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在这里，苦难后退成一种契机，小人物在外界看来似乎无可选择的境地中，不去屈从于认可苦难后的本能路径，而是能够凭着“良心”（作者在该小说中选择的苦难出路）做出自己的选择。这里的关键在于，小人物与苦难的关系不是“有苦难，我最好这么选才能活下去”，而是“苦难指出选择的方向，而我却经过思考选择了另一方向”。选择的做出，是加入了小人物的思考的。这种选择，让人生的价值不仅仅是“活着”，人之所以为人，有了比“活着”更高的价值，而这也让小人物的主体意味更为浓厚。《潮钟》希冀通过凸显小人物的主体地位，赋予小人物自主选择的觉悟，重新试图在繁杂琐屑的现实此岸，再现理想彼岸昔日的荣光。 值得玩味的是，小人物主体选择的结局如何？作者似乎一开始也是悲观的。我“母亲”是这股良心力量的发起者，是第一个做出自主选择的人，但是在马护工离开两三个月后，便不治身亡。马护工是接力者，却同样在几年后病重去世。与“我”同龄的桃桃，也在担任“潮钟”还债中被海浪卷走。这种基于“良心”在苦难缝隙中看似不可能的选择，只能由必死之结局引发失败的隐喻吗？抑或这只是暗示选择的艰难至极？作者不忘给我们留下一些希望。比如“我”和小姨，比如马护工的丈夫、桃桃的后爹，这几个人物都是逐步在前面的母亲、马护工、桃桃的感化下做出了与他们同样的选择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幸存下来的人物让这个选择开花结果，他们是作为小人物主体选择的继承者存在于苦难中的。 《潮钟》在小人物“选择”叙述中的踟蹰彷徨，实际上也反映出作者的思索：在以苦难为代表的现实此岸面前，小人物是不是有着主体选择的可能以照亮彼岸的落寞？的确，人生活应有的意义和价值，不应该被同化在生活的苦难之中，而且这种意义，不在于苦难为主体指明“只能如此”的道路，而在于主体在各种环境中自己如何发掘道路。上述对“选择结局”某种程度的踟蹰，也许便是《潮钟》一文最大的探索之处。顺带一提的是，作者在应对现实中，十分依赖小人物主体选择的起点——人的“良心”，这是作者对于这个苦难道德困境思考得出的个人结论，但是否能够将出路深化或者本质化？这是作者留下来的可以供我们思考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志军的《潮钟》在如何展现新时代中人的存在、如何让正能量作品的表达不会如纸片人一样公式化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