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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集益中篇小说《金塘河》，《人民文学》2018年第3期 陈集益的《金塘河》是一篇大巧若拙的作品。作者为小说文本赋予了某种“河流”属性，表面上看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支脉纵横。小说的叙事基调朴实沉稳、流畅自然，然而，在文本结构的内部和细部，却蕴藏着惊人的情感势能和思想张力。沿着金塘河的河道溯流而上，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纵横交错的个人化的乡村历史图谱。 毫无疑问，父亲的“创业史”是《金塘河》的主流干道。作者不惜以大量的笔墨和篇幅详细讲述了一心想脱贫致富的父亲如何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万物和个人命运作斗争的朴素而感人的故事。围栏建坝、抗洪抢险、开荒垦地、挑水抗旱、深耕细作、驱兽灭害，直至误伤人命，不得已而出让土地以作赔偿……父亲的奋斗史也是从一场失败走向另一场失败的挫折史。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海明威的名作《老人与海》，区别在于，面对失败，桑提亚哥依旧可以从容高喊：“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但无法打败他。”而陈集益笔下的父亲却“从不反驳，他总是低头盯住地，似乎他的目光能穿透脚下的地，一直看到深藏在地底的地狱”。正是这一点差别构成了两部作品本质上的不同：桑提亚哥生命意志源于作者对人性尊严的自信，并且他拥有强大的宗教信仰作为寄托和慰藉；而父亲赖以存活的信念与动力则完全出自于一个男人的家庭责任，其背后是绵延数千年的儒家伦常道德作为依托。 在父亲的奋斗史之外，小说还有一条颇为可观的支流，即“我”的成长史。在父母的溺爱与呵护下，“我”不用像两位哥哥那样过早的下地干活。读初三时，为了缓解家庭负担，“我”企图弃学务农，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心怀委屈和怨恨的“我”辗转于城市之间。多年之后，重返故乡，曾经的一切都变了模样，父亲老了，田地荒了，河流缓了，坐在似曾相识的溪滩上，“我”陷入深深的沉思：这还是我们热爱又憎恨过的那条河流吗……小说由“我”切入，最后再由“我”收束，中间是大面积的“父亲奋斗史”，在叙事上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梭形结构”，仿佛一条小溪汇入大河，然后从一条大河流成一条小溪。 小说在第一节中采用的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到了小说末节，则转变为一个限知限能的人物视角。作者在叙事视角上的自觉切换，使小说中“我”的身份具有多重复合性——“我”既是故事参与者，又是故事旁观者；既是故事讲述者，又是故事倾听者。这些身份各异的“我”在文本中相互融合，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维度上的审美体验。 如果将陈集益绘制的文学图谱进一步放大，我们还会发现，在上述两条脉络之间还可以分野出许多更小的支流——在父亲的奋斗史中嵌套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家族没落史，从父亲不厌其烦的抱怨与唠叨中，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那股来自历史罅隙处的凛冽寒气；而在“我”的成长史里同样蕴藏着一段令人浩叹不已的乡村变迁史，壮劳力流失、田园荒芜、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生态破坏……这些叙事支流彼此交错，相互联系，为小说建构起一块庞大的历史水系。 “这被暴风雨所击打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作者把艾青先生的诗句作为题记，足以体现出他对“金塘河”怀有无比复杂而矛盾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金塘河》既是陈集益对家族历史的独自凭吊，也是对童年往事的一次回眸，既是对伟大父爱的真诚感恩，也是对乡土中国的深切缅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