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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已走过百年历程，这一路走来，既是曲折和坎坷的，又是求真和奋进的，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也带来深刻的教训。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诗坛，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诗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多元化格局已基本形成。“风格流派的多样性、艺术追求的多元性、审美观念的丰富性、价值观念的多向性已基本成为文坛共识。”（王雅清《文体意识的张扬》）作为当下诗歌创作多元化中的一元，现实主义传统长期以来处于主要地位。 在讨论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何为之前，不妨先对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 首先，改革开放前30年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占据主导地位，其主流“应该说是正确地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原则，坚持了诗歌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吴欢章《应该正确对待我国当代诗歌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时期，除了成长于革命战争年代的老一辈现实主义诗人郭沫若、艾青、贺敬之、郭小川、臧克家、冯至、公刘等仍然活跃于诗坛，还涌现了诸如李季、严阵（阎桂青）、阮章竞、未央（章开明）、邵燕祥、刘镇、黄声孝、李学鳌、孙友田、郑成义、王老九等一批现实主义诗人。 其次，改革开放后30年的诗歌创作，对以往诗歌的历史性变异充满了严峻的质疑和反思，对扑面而来的春天解冻的暖意，则充满了再生的喜悦。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叶延滨、流沙河、雷抒雁、傅天琳、吉狄马加、韩作荣、张新泉、张学梦、李小雨等诗人，以《诗刊》《星星》等刊物为主要平台，形成了“新现实主义”诗派。但几乎在同一时期，“朦胧诗”开始兴起并席卷中国诗坛。这期间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当时，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再度兴起，许多从“原则”走向艺术的诗歌批评家的某些单线发展和固化模式等认识不利于诗歌创作发展。于是，刚刚回归的现实主义失去了主流地位，而成为诗歌创作多元中的一元。朦胧诗后先锋诗潮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再次造访中国诗坛，诗歌创作极富个性化，不同的诗学主张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然，这些诗学主张不仅仅体现在观念、形式、手法和趣味的不同，还表现在诗人生活的方式、对待诗歌的方式、创作诗歌的方式都有着根本不同。诗歌领域和诗歌本身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写作主体——诗人、诗歌创作日益多样化。 第三，当下的诗歌创作，“随着先锋文学整体退潮，现实主义全面回归”。（蔡家园《反思“非虚构”写作》）特别是2015年，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非虚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现实主义再次回归正宗地位提供了一个有力推手。因了“非虚构”没有固定的文本模式，随着“非虚构”逐渐跳出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的范畴而运用到小说等其他文体创作，有诗人提出“非虚构诗歌”写作。对于“非虚构诗歌”写作，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尽管“非虚构”就是“真实”，而“真实”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但“现实主义”并不等于“非虚构”。在这里，笔者比较赞同评论家蔡家园的观点：“‘非虚构’挣脱既有的文学逻辑链条，试图通过强化‘真实性’来正本清源，重新审视文学与生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回归现实主义文学‘开放’和‘无边’的本意，在更完整的意义上激活文学的生命与能量。”的确，在当今中国，新时代诗人必然会产生新时代的思想和模式，也必然会产生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这是文化的需要，也是价值的期待。 基于以上简要梳理后的认识，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当何为？ 笔者认为，现实主义诗歌应该表现人民，应该为人民服务，这不仅是新时代对诗人创作方向的定位，更是现实社会对新时代的文化要求和价值期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就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诗歌属于人民，这一点毋庸置疑。此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要求我们的诗人及时介入新时代的现实生活，加强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在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提高诗歌创作质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