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夏阳》张大春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顶着“说书人”的帽子多年,作家张大春决心要拾起旧行头,重返说书场,写一套书名分别涵盖“春、夏、秋、冬”四字的传奇体笔记小说,于是,在《春灯公子》之后,就有了这部《战夏阳》。 古时的说书人,还真有点儿像现如今的网络主播,捧的是巧舌如簧的饭碗,靠的就是围观群众的捧场和粉丝们日积月累的流量供应。可张大春这个“擅书法、爱赋诗”,既出得了通识读物 (《认得几个字》)和文学评论(《小说稗类》),又写得出严肃小说(《聆听父亲》)、历史小说(《大唐李白》)和先锋文学(《四喜忧国》)的多栖文人,明摆着就不甘心只做一个简单纯粹的说书艺人。在小说集为首的同名篇目《战夏阳》里,他披着说书人的“夜行衣”,正儿八经地捏造着小说家身份的 “我”和《史记》作者司马迁会面交谈,一场看似相互抬杠的“尬聊”,进行到最后,却抛出了一串严肃而发人深省的问题:史家和小说家谁更可信?小说里的段子和史书里的记述哪个才更加纯粹? 一圈关子卖完,那个藏在幕后把持着话语导向的张大春,还是按捺不住抛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答案:“君非小说家者流,而仆亦非太史令矣”,意思大概就是说,史家真真假假,小说家假假真真,谁都不是谁的倒错,两者相互交叉,当然没有清晰的界限划分了。张大春如释重负地开过宗、明完义,接着,便像是亮出十八般武艺一般,用十余则涉及古代官场和科场的精巧故事,不厌其烦地论证他的中心思想了。 以其中一篇《剑仙》为例,先是故事的起始处,张大春一会儿说要摘抄一段旅游解说作为事发地的背景资料,一会儿又说要寥寥附上一段煞有介事的人物简介当成延伸解读,跟着还拉上了难辨真假的徐霞客轶事进行补充,弄得原本虚构无疑的志怪故事,让人迷迷糊糊地就产生了些许“真实预期”。再接着,在故事快要讲完的时候,张大春突然一掌惊堂木,摆出故弄玄虚的语气,在结语里悄悄透露给读者:那家为了百斤上好碧螺春,放弃声名和清誉的书社,竟然就是正史里以精校刊印典籍而留名存世的汲古阁。一边是史书里近500年白纸黑字的定论,一边又是小说家言辞凿凿的揭秘,针尖对麦芒,好像真的是要替历史 “翻案”一样。更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紧接着的《小毛公与文曲星》一篇中,“汲古阁”的梗又被张大春重新挖了出来,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突击出五个不同的故事,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讲述了毛晋创办汲古阁只是因为曲解了游僧意图,汲古阁刻录古籍传之后世更是为陈腐旧思想掌管新人类提供了契机,汲古阁“倾家荡产”刻印古籍之量与它刻印给声妓的流行读本比起来简直九牛一毛等等,“黑”得毛晋和汲古阁体无完肤,大有语不惊人笔不停的气势。而在其他的一些篇目,比如《科名还是要的好》《道学无真,黄金无假》中,张大春仍旧用着引经据典的手段,有时还搬出(或是生造出)自己师傅高阳的言论,来附加小说的真实性。 当然了,和绝大多数的志怪小说一样,张大春的用意也绝非哗一时之宠,或者真的就是对某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着什么特别的偏见。一方面,以“顽童”之名蜚声文坛的张大春,借着以假乱真的手段,又一次证明了自己作为说书界最为全能的小说作家的稳固地位;另一方面,张大春当然也有着借古喻今之意,他假意嘲讽古代书商的生财之道,言下之意或许更是为了对当下的出版业置喙一二;他虚构古代官场的任用顶包、古代科场的烂文上位,虽明知同样的案例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复制在如今,却也是为了告知类似的稀奇荒诞仍然客观存在。 作家毕飞宇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大意是说,小说里的任何叙述,只要技术上成熟,都是绝对合理的。有别于“虚构”和“真实”,我们似乎还应该有着一套关于“存在”和“现实”的概念。也就是说,一切尚未完全实现、具有可能性的存在,事实上都应该被视作现实的一种指向,或者是对现实的寓言,而非绝对的对立状态。这么说来,当我们谈论说书人张大春时,似乎也应该以对待史官的态度来对之肃然起敬;当我们谈论这本《战夏阳》时,也可以像读正史典籍一样地认同和投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