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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新媒介文学”？ 对于新媒介文学的界定，简言之就是凭借新的电子技术工具写作、传播和阅读的文学。新的电子技术工具（电子媒介）也就是电脑、手机、阅读器等。因其需要电子通讯网络的支持，一般也可概称为网络媒介。新媒介实际上就是电子（网络）媒介；新媒介文学也就是电子（网络）媒介文学，即互联网文学。电子媒介（互联网）对于文学的限定，一是文学书写工具和方式的限定，二是文学传达形态和方式的限定。前者容易理解，后者则限定了文学（作品）的全部流程及其中的所有因素，即文学的完整形态都必须从属或受制于电子媒介（互联网）的特有（技术）规定性。这使电子媒介（互联网）文学具有了与传统文学相异的特质，至少是具备了特质形成的条件——当代文学将由此呈现出新的历史面貌。 从现象上看，中国文学因为互联网而发生的最为重大的改变是：网上写作和网上作品具有了一般文学的权利。这句话的含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意味着文学制度的改变，即原先的文学程序和制度秩序已经被打破，必须重新调整文学整体的基本关系格局；也就是说，文学的利益分配角色及地位必须进行重新确定。其次，它意味着文学批评观念的改变，即原先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判断已经遭到严重的质疑，必须重建文学的基本价值观；也就是说，原先有效的文学经验和文学界限已经难以面对或说明文学的现实，必须重新获得有关文学的感性、知识、信心和判断力。其三，它也意味着文学社会生态资源的改变，即原先的文学资源、作家的生成方式、文学价值的公认途径等等，已不再具有唯一性或权威性，必须对文学的生产力构成和文学的生产关系获得崭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文学的人力资源、作家的文学生存、文学生产的“合法性”观念已经根本改变，文学和作家的时空（如代际、市场）转换已经形成新的自身逻辑。 所有这些改变对中国文学而言都具有历史意义。互联网开启的是一个新的利益博弈时代。有关网络文学的意义，主要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才渐渐觉悟到的。特别是在2004年前后，博客写作开始成为新的网上流行，再加上手机短信、掌上阅读器等等新电子媒介支持的文学写作和传播样式，保守的观点也必须得承认，中国文学的面貌和进程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历史嬗变。这个嬗变期的特征就是多向度、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学样式构成的利益博弈关系。与1990年代的众声喧哗不同，互联网时代的文学生态由此形成分类或分众的格局——多种利益取向形成了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终端。也就是说，很难认为存在着一种统一性和终极性的文学制约因素了。不管是国家权力还是市场机制或文化商业资本，现在都是利益博弈的一方或一个环节，并不具有最终的仲裁权威，虽然在某些个案里它（们）或许是主要的决定因素，但这种决定性的地位已经不再可以无条件复制了。——新媒介（互联网）革命的影响已经有了明确的根本性的结果：它改变了当代（中国）的文学生态和权利关系，其中，也包括改变了我们的文学价值观。 在网络媒介和网络资源出现以前，我们日常的文学资源、经验、规范和准则之类，无疑主要来自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及对其的模仿和习得。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一向被我们视为文学的最高范例，文学训练和文学教育也都以此为最高典范，同时，这又提供并规范了文学批评和文学评价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但是，在网络资源出现并全面影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活动以后，虽然经典文学的理论地位及其价值还并没有遭到公然的否定，但它的实际价值地位却已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即它对网络时代的文学写作的影响力已经大为减弱。换句话说，经典文学已被边缘化，经典文学的历史传统已呈递减弱化的趋势。 在此，意味深长的是，经典文学在网络世界中式微以后，文学资源和价值观的真空状态并未出现，而是几乎同时就由虚拟资源（产品）所充分填补了。只要能够获得资源的及时且充分的供给，经验的形成和获得也就有了保障。并且，这还促使网络世界形成了自己的法理逻辑，建立了自己的经验和价值标准。所以，经典的传统文学地位及其价值观的衰落，并没有也不能使文学遭受灭顶之灾，相反，这还互动、互补性地催生出了新的文学样式、文学观念及其价值标准。也就是说，网络媒介充当并胜任了新的文学资源和新的文学经验的平台，并由此产生出了新的文学。文学史或文学的传统，因网络媒介的诞生而翻到了新的一页，进入了另一种系谱。——显然，文学演进的这种当代转折对我们的价值观包括文学史观念形成了严重的挑战和考验。 不妨一般地回顾、比较一下一种有趣的想象。90 年代末期即最早的网络写作者是不被视为文学作家的，而被蔑称为网络写手，现在也依然有这种称谓；他们或网上的作品也决不可能被看作文学作品，只是网文而已。文学写作的正统依然还是以纸质刊物发表为主要方式的传统作家的创作形态。进入新世纪初，这种状况还未有太大改变。此时此刻，网上的文学地位必须由网下来品评和决定。两者的力量对比还非常悬殊。虽然不几年后网上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时却还并不具备足够的预见和自信。只是网络写作已经开始在试探性地冲击传统文学形式了，而且很快，技术平台的支持会使网络写作变得无比强大。 然而这时一场发生在传统样式文学内部的革命应运而生，且势如破竹。——《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得了主流文学权力和读者市场的全面支持。 在这里之所以要提到新概念作文大赛，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当代最新的一代作家、一般称为80后的作家，是以该大赛为契机实现了群体性的崛起，而且也因此产生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家。所谓80后作家及其作品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种标志性现象。文学的转型或新的文学的生成，水到渠成地汇入了80后一代文学年龄的成长和成熟过程，推动时势选择了这代人作为主要的文学代言者之一。《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典型说明了世纪之交嬗变过程中的中国文学价值观和权力分布格局。时势趋向没有悬念地站在了新生力量这一边，却又没有形成一边倒的状况。——很大原因在于互联网真正成了文学的社会公共平台。80后现象提醒我们必须看清当下的文学事实：由于互联网和文学市场化以及文化商业资本的复杂作用，传统体制以外的文学生存已经成为现实的文学生态。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取向已经不再是任何一种权力集中体制所能完全有效控制的了。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自由意味着可以自主参与博弈之局，可以分享和获得权利。此时此刻，文学空间已成多元格局，各种不同的文学价值已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而且，不同利益间的交换足以衍生出新的价值增长点。传统体制和新兴市场已成亲密合作的伙伴。只是在关涉国家权利及其形象的塑造等重大问题上，体制的资源分配优势会发挥得更为充分。这一点还不见得会改变。 不能不接受80后，就像不能不接受网络写作和网络文学一样。实际上，后者更是前者的时代背景。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博客兴起之后，互联网的强势地位已经不可撼动；更为准确地说，互联网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言论平台。对文学而言，网上网下已经合为一体，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对国家政治或社会、个人生活而言，网上网下已经形成多向互动的公共空间，特别是基本形成了一种权力制衡关系。因此，1990年代后期、世纪之交时网络写作的自卑感和被轻视，在新世纪之后没几年已变得没有意义。倒不是说有多少优秀的原创作品发表于网上，最关键的是网络空间参与了文学规则的制定和文学市场的定价。同时，网络写作不再是某些特殊人群的专利或不得已选择，而成为所有（文学）写作者共享的权利和方式。从现象事实上看，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所有（文学）写作都在向网络写作方式靠拢，或是因网络写作方式而引发自身的改变。但网络时代的文学形态最终还究竟会作何种演变，那又是谁也没法确定的。——文学史演变的极端不确定性，也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文学的总体性特征。 再换一种角度看，相对于纸质传统的文化形式而言，以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新电子媒介文化更多只能说是一种社会亚文化现象，前者才是主流文化形态。同样，相对于传统文学和传统作家而言，80后文学/作家也只能说是当代社会亚文化现象在文学领域里的表现——姑称之为亚文学现象吧，传统文学和传统作家则是当然的主流文学形态。这样一种相对性的比照，既是媒介文化和作家代际的表面形态差异所致，但也与形式的内里——价值观立场、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等的不同取向有关，哪怕这些取向是不自觉的或非对抗性的。 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接受由国家权力支持的主流媒体、主流舆论、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乃至至尊地位，我们的视野往往容易忽视社会亚文化思潮及其形态的暗流、勃兴对社会整体文化结构或其发展的影响的广泛性与深刻性。实际上，一般所谓的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力量对比，在特定的时间或空间（比如，按照年龄、性别、地域、信仰等可以相对区分出的文化人群）里的实际影响力，往往难以清晰判断，有时还可能会与常识概念恰好相反。换言之，在特定的时空或文化人群中，亚文化价值观的实际权利地位很可能会高于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地位。在主流或亚文化的实际权利地位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倒置的社会情境中，什么才是主流或亚文化呢？这其实是一个无法明确回答的难题。比如，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文化地位或其影响力的比较，青少年文化、女性文化、白领文化、同人或同业文化，还有少数族群文化、民间宗教文化、非政府组织文化、同性或双性恋文化等等，凡此以不同标准可以相对划分出的“亚文化”，并非只是被动地或自甘弱势地接受着主流文化的完全宰制。亚文化有自己的世界，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就是主流文化。因此，特定的时空或文化人群的条件，完全可以改变主流或亚文化的权利地位关系，改变文化形态的实际边界。 不妨仍以《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及其造就的一代80后“亚文学”为例，仍然从其与主流文学的对照来看。例如，作为文学刊物的《萌芽》，它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人民文学》比较的话，就很可说明问题。 《人民文学》的历史地位比较容易确认。它是与新中国相伴而生的最高文学刊物，在国家体制内获得了文学“国刊”的特殊地位，除了“文革”十年的停刊，一直要到几乎整个80年代，它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撼动和威胁。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人民文学》是可以被视为中国当代主流文学史中的标志或样本的。而且，迄今也仍是主流文学的代表性刊物。 《萌芽》一向也是计划体制内的主流文学刊物。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它顺应了中国社会体制转型改革的时势，终于成为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开始阶段能够代表当代文学转型发展面貌的一个标志性文学刊物。——我的这个评价的主要依据就是十年前开始、迄今未衰的“新概念作文大赛”。 “新概念作文大赛”并非正统主流文学的翻版，而只是它的衍生物，是与正统主流文学自觉形成距离感的一种青少年文学写作现象，即具有鲜明的社会亚文化、亚文学的特征。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文学史意义却至少在几个方面是极其突出的。一是在文学的写作和发表受到已显僵化的制度、常规或习惯的侵害时刻，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其崭新的文学写作理念，激活了社会层面中的原生的文学精神和文学生命，特别是使文学写作与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成长过程产生了直接的关系，文学写作由此从根本上突破了以往的种种规约，真正成为“人生的文学”。这种巨大的改变，在中国经验里是必须由国家力量才能完成和做到的。但现在，却由《萌芽》借力于社会转型的时势大潮以一个刊物的努力而助成其功。二是不再主要依靠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权力，就将文学写作与文学教育直接联贯了起来，既使文学写作变得格外的纯粹，也使文学教育有可能走上自省而活泼开放之路。这又不单是文学写作或文学教育本身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有生命的文学从此真正（重新）成为一种人生教育的方式和内容，它在广阔的社会意义上促进了制度化的学校教育的改变。三是直接促成了一批最年轻的当代文学作家的诞生，但又不仅是一代作家的诞生。这批作家（即一般所谓“80后”作家）因其诞生和成长的社会条件、文化条件、生活条件乃至政治条件等，全都迥异于此前的所有各代作家，所以，他们的出现才是真正标志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实质性“换代”，此前所有各代作家之间的差别，恐怕加起来也无法赶上共同的与这代作家之间的差别鸿沟。中国作家开始了实质性的换代，岂不就意味着中国文学也开始实质性的换代了吗？——或许，新的文学传统正就此萌芽。《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直接写出了中国当代文学转折史的这一章。 假如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人民文学》改变过自身的中国主流文学的身份和地位，那么，《萌芽》的上述历史却蕴含、经历了一种从主流文学到亚文学而今身份、地位又趋复杂、难以确定的“革命转换”过程，从而最有资格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标本。 《萌芽》当初的应势改革进而酿成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这场文学史革命，使这个差不多奄奄一息的新中国老牌文学刊物一下子再次进入了当代文学的现场前沿，不仅直接书写了文学史中的华彩一章，而且，也使自己成为文学史必须关注和书写的重要对象。《萌芽》及其新概念作文大赛虽仍属现在进行时态，但已经的十年历史足以使它有资格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并且，以之为标志的新的历史仍在不断地获得重彩浓墨的书写。有两个相关的现象非常值得重视。一是网络写作早已经进入了传统的文学规范领域，反言之，传统的文学写作规范已经不再视网络写作为异端或垃圾，两者已经构成文学共同体而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共同资源和经验。二是在没有“80后”作家参加的最新一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后不久，至少数十位“80后”的代表性作家由几代老作家作为介绍人而引荐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最新的显例则是，《人民文学》在其总六百期即创刊60周年之际，以整期方式推出了80后文学的亮相。——这两个现象充分说明了当今的文学市场利益和文学体制观念都已不能不认可并促进不同文学的“历史性合流”。形势比人强。新文学史的萌芽其实就近在眼前。《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就此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要是以后还有人会从刊物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史，很可能“《萌芽》系作家”就是一个崭新而独特的文学史概念。 概言之，亚文化/亚文学的力量仍足以创造出自己的历史，仍足以改变自身与主流文化、主流文学的力量对比，甚至，仍足以使主流文化、主流文学的既定身份与地位在一种相对的时空里发生明确的变化，乃至革命性的改造、置换、取代。——大约一百年前，白话文学就是这样完胜了文言文学。 当然，任何一种文学的价值（标准）系统的形成和建立，都有待于两个条件的满足：一是典范性作品的产生，二是文学社会对其典范性价值的公认，由此促使观念和理论的普遍成熟。显而易见，80后的十年文学经验，正在满足这两个条件。否则，就不能解释“德高望重”如《人民文学》之辈的“屈尊俯就”。倒是另外一种现象比较值得忧虑。80 后写作、新媒介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某种取消文学边界的极端倾向，而且大量生产即便是最宽容的态度也无法接受的“文学作品”。这种“非文学性（写作）”很有可能使人对其文学品质难以保持充分坚定的信任感。归根到底，文学的“革命”同样需要也必须建立自身的文学规范，否则，革命就演成了暴乱，文学革命的依据和理由也就渐渐丧失了。——颠覆一切、重新出发或回归“原始”，不再会是文学发展的出路选择，已经没有一个文学社会能够承受这种重写历史的代价了。因此，最重要且明智的其实就是，社会亚文化/亚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需要获得相应的审美经验与充分合法性的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