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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潘贺双打”，使贺绍俊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三十几年来，他见证了文学思潮的一次次革故与鼎新，也经历了从《文艺报》 副总编到 《小说选刊》 的主编，再到大学教授的身份更迭。而无论怎样变化，贺绍俊都始终以宽厚、温和又不失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中国文坛的最前沿，同时批评家、编辑、学者的多重身份，还使他的文学批评一方面具有学理的深度与厚重，另一方面又避免了理念与技术所带来的偏狭，而无限接近于文本世界和文学现场的本真状态。 在贺绍俊敏锐的观察与体验中，他总是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他关注“全球化与本土化”，他 “从宗教情怀看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他“在现代性焦虑中寻觅自己的家园”，他甚至在“宏大叙述”被炸成废墟的当下思考“重构宏大叙述”的问题。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为文学的精神承担重构起自己的宏大叙述，这个宏大叙述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体现出批评主体的独立品格和社会职责。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要问什么是宏大叙述，那么回答就是：文学的精神承担就是最根本的宏大叙述。” 贺绍俊始终认为，“文学应该是人类精神的承担者，文学提供给人们的是精神的想象，是理想的家园。文学批评的重要功能就是将文学的精神内涵进一步阐发出来。”而这个阐发的过程，也是批评家、作家、读者交流对话的过程，批评家要扭转一贯形成的法官与导师的角色，不要侧重于是非判断，而是要进行一种 “建设性的探询”，他“强调的是对文学作品中积极价值的发现与完善。批评家即使需要进行赞美，也是建立在积极价值基础之上的赞美， 而绝不是溢美之辞；另一方面，出于对积极价值的完善，批评家也会对批评对象进行批评，指出其不完善之处”。  为时代生产思想和储存思想 作者：贺绍俊 小说既有娱乐的功能，也有思想的功能，当然还有其它多种功能，但娱乐功能和思想功能是小说最主要的两种功能。进入现代小说时代，小说出现明显的分野，分野的规律大致上就是形成了以娱乐为主的小说和以思想为主的小说。我这里想专门谈谈以思想为主的小说。尽管以思想为主的小说不属于读者最多的小说，但它们起到了为一个时代生产思想和储存思想的作用。 把小说当成生产思想和储存思想的工具，相信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如果人们要表达思想，为什么要采用小说的方式，直接写成理论文章不是表达得更直接更明确吗？我要强调的是，小说是人们观察世界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小说家应该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应该通过小说直接参与到对社会、人生进行理性的思索之中。另一方面，小说作为观察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整体把握复杂性的优势。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绝对真理、一元化思想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人们对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看得更加清楚，而抽象的思想理论往往难以统领这个复杂的世界。理性思维和理论思维是采取抽象的方式，它把世界的活生生的细节都抽象成一个个概念，把世界上各种类型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爱打呼噜的人和爱吃零食的人，都抽象成一个“人”字，而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这些血肉都被抽象掉了，过去崇拜抽象思维时，会认为这些血肉对于认知世界没有意义，但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细节，这些血肉，对于认知世界是很重要的方面。而这时候就显出了小说思维的长处，小说是作家构建的一个形象的世界，形象具有多义性，同一个形象，因为读者条件的不同，会作出不同的理解。小说形象也是一种意义符号，但它是一种能指要无限大于所指的意义符号，这一特点更好地吻合了人们对于世界复杂性的认识。小说用形象来思维，就是一种有血肉的思想，就带来了小说思想性的神奇性和无限可能性。比如我们经常会引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所坚持的思想立场和他所描写的小说形象是相矛盾的，他说：“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我们一般引用恩格斯的这段话是要来证明现实主义是如何伟大的。但我以为，恩格斯所指出的巴尔扎克的这种矛盾性，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问题，它充分证明了小说形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小说形象所包含的能指，可能完全出乎作家本人的想象，也可能完全违背作家的思想。巴尔扎克在小说中表达的深切同情，恩格斯却从中读出了空前尖锐的嘲笑。同样还有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可以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看到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而这显然不是巴尔扎克的本意，而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形象带来的认识，是小说中的血肉带来的认识，这应该属于小说中有血肉的思想。 昆德拉是20世纪的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是非常强调小说的思想能力的。他很欣赏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就因为他在阅读这部小说时，被作家的思想所震撼，他感叹说：“判断一个时代的精神不能仅仅根据其思想和理论概念，而不考虑其艺术，特别是小说。19世纪发明了蒸汽机，黑格尔也坚信他已经掌握了宇宙历史的绝对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发现了愚昧。在一个如此推崇科学思想的世纪中，这是最伟大的发现。”昆德拉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小说在总结一个时代的精神本质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因此还提出了“小说精神”的概念。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精神是与极权社会相对抗的，他说：“极权的唯一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和探询，所以它永远无法跟忽说的‘小说精神’相调和。”所以昆德拉非常看重小说的精神素质，一部优秀的小说除了提供一种新的美学风格、想象世界之外，它还应该包括对当代社会的积极反应，对存在进行意义的探索。科学是为了实用，哲学陷入了总体原则之中，而文学却致力于把人心的混沌、复杂和文明发展的另一面展示出来，它告诉人们“世界并非如此”，在这里，文学发挥了它的思想能力，让民众产生的新的思想维度，质疑、批判，或重新思考文明、制度、政治、文化等关乎社会现实和人生的诸种问题。小说比其它文学门类具有更便利的条件，因为它是直接以现实和人生为摹本的。我还要引用一段昆德拉的话，昆德拉说：“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要永远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 现代小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卡夫卡的《城堡》，它让我们感受到现代官僚制度的可怕，以及这种制度对生命的压抑。加缪的《局外人》，让我们看到现代生活中人的“异化”，这些小说都展示了文学想象在现代社会中的思想价值。福楼拜，还有狄更斯、雨果等作家，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文明处于欧洲上升时期进行写作的，那个时候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科学、技术和理性成为时代的最高原则，但是，文学却颠覆了这一基本的公共理念，它提醒人们，这个最高原则具有“愚昧”和“可怕”的一面。 作家应该成为思想家，但同时作家又不能代替思想家，相反，作家经常要从思想家那里吸收思想资源。因此，作家和思想家从现代社会以来逐渐结成了最亲密的联合阵线，作家和思想家的结合，就将思想的力量发挥到最大的地步。像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家，他们在小说中表达的思想，也是充分吸收了当时思想家的成果。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许多思想家，如维柯、斯宾格勒、尼采、雅斯贝斯、阿尔都塞，都对“科学”、“技术”持基本的反思立场。很多作家接受了这些思想成果，包括卡夫卡、加缪，他们之所以能够写出《城堡》《局外人》这样的批判现代性的小说，是与当时整个思想界具有了这样的思想境界大有关系的。所以，从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来看，是二者共同完成了对世界的新的反思。思想家提出了新的思想，小说家将血肉赋予了这种思想，同时也就更加深化了思想。 小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表达思想。铁凝曾把这种小说的特殊表达称之为“思想的表情”，她说：“小说必得有本领描绘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才有向读者进攻的实力和可能。”思想的表情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这也就是说，小说家并不是像思想家那样直接宣讲思想，他不过是在描绘思想的表情，小说是通过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向读者发起进攻的。一般的读者阅读小说也只是在感受思想的表情，而不再去追究思想本身。但批评家所要做的工作则是要对隐藏在表情背后的思想进行阐释，甚至应该将小说中的思想激活，使其变得更加丰富。人们曾描述20世纪以来现代思想的一大特点是“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许多思想家的理论建构是通过文学批评而实现的。这既说明思想家的理论更贴近现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现代小说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小说才会为思想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炮弹。英国文学批评家阿诺德曾精辟地论述的文学批评的创造力，他说：“它最后可能在理智的世界中造成一个局势，使创造力能加以利用。它可能建立一个思想秩序，后者即使并不是绝对真实的话，却也比它所取而代之的东西真实一些；它有可能使最好的思想占了优势。没有多少时候，这些新思想便伸入社会，因为接触到真理，也就接触到人生，到处都有激动和成长；从这种激动和成长中，文学的创造时代便到来了。”从阿诺德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批评的创造力之所以被阿诺德如此高看，就在于小说对思想的强有力的参与。阿诺德也是一名诗人，但作为批评家的阿诺德远远超过了作为诗人的阿诺德，因为作为批评家的阿诺德紧紧抓住了文学（在当代主要以小说为代表）的思想力量。那么，批评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小说读法，我的回答就是，做一个阿诺德式的批评家，去发现小说中蕴含的思想，并让小说中的思想通过批评的创造力得以“激动和成长”。 假如要问我对当代小说最大的不满是什么，我以为那就是当代小说还未能有效地担当起思想的功能，没有成为收藏当代思想成果的地方。当然，这个问题也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小说家的角度看，小说家对当代思想的走向和突破缺乏敏感和热情。另一方面，从当代思想家的角度看，中国当代的思想家缺乏自己的思想见解，特别是缺乏建立在本土经验上的思想见解，缺乏足以让小说家感动的思想成果。但我以为也不必妄自菲薄。事实上这些年来我能明显感到作家们在思想上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小说无不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中国自上个世纪以来，走着一条独特的路，积累了丰富的新经验。最伟大的思想就应该从中国本土经验中生长出来。 原刊于《 人民日报》（2012年08月03日 24 版） 作者简介 贺绍俊 195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主编。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从事当代小说研究和批评，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80年代曾与潘凯雄合作撰写理论批评文章，是当时“批评双打”的重要合作者之一，两人合写的文章结集为《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出版。主要著作有《文学的尊严》（论文集）、《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论文集）、《重构宏大叙述》（论文集）、《文学批评学》（与人合著）、《中国当代文学图志》（与人合著）、《铁凝评传》、《还在文化荆棘地》（论文集）、《鲁迅与读书》、《伊甸园的困惑——文学中的性爱描写》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上多有论文及批评文章发表。其学术著作和文章曾获过鲁迅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学术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冰心文学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