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作家姚鄂梅《贴地飞行》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外研书店举行。姚鄂梅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真相》《一面是金，一面是铜》《西门坡》《1958·陈情书》等。她的小说经常关注平凡人的梦想，新作《贴地飞行》，塑造了一批从乡村到城市打拼的小人物，展现了他们在实现精神追求和梦想路上的努力与彷徨，在日常里道出了最深刻的人心。 《贴地飞行》关注“城市化” 关注来到城市后的人生困境 在上海，我住在市中心繁华地带一处老旧的公寓里。站在阳台往外看，密密匝匝的高楼，如置身竹海。整栋房子里住的几乎全是老年人，偶见几个稍年轻一点的，也是像我一样的外来者，本地年轻人都搬到了新型高档小区。 这处公寓没有电梯，这是快递员最不喜欢的，他们爬楼的时候，不是唉声叹气，就是没好气，甚至火冒三丈，只有一个脖子上挂着各种数据线、戴眼镜的小伙子，每次都一口气冲上来，敲开门，双手将快递递给我，再一溜烟跑下楼。他似乎从不觉得累，也不觉得烦，相反好像有点享受他的工作。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找到了新工作，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我送快递。 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无数梦想在熄灭，也在绽放。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伙子，那几个唉声叹气的快递员，依然满脸不高兴地在楼梯上爬上爬下。我喜欢有梦的人，哪怕这个梦很小。正是那个快递员，触动我写下了《贴地飞行》。 我写了几个小人物，以及他们的“痴心妄想”。主人公杨粒是一个农村青年，进城后成为外卖送餐员。他身上既有骆驼祥子式的吃苦耐劳，也有《红与黑》中于连式的机会主义。他聪明、上进，希望通过奋斗过上好生活，但结局并没有那么皆大欢喜。 有人告诉我，在这部小说中，袁圆这一角色，她在与旧家庭决裂之前的形象，和热播剧《欢乐颂》中的樊胜美有重合之处。其实这个人物最初并没有这么重的戏份，一开始我只想写一个在城里左冲右突的男人，当我写到袁圆用极端手段制造自己的“重生”时，我一下子爱上了她，她从家庭的压榨中觉醒，她是有能力设计新生的，可惜种种因素制约着她，这正是袁圆们的悲剧。 城市化是一条不归路，多少人多少梦想，在这条路上成功或者失败。最初进城做流水线工人的那一代农民，挣钱，然后寄回去养家，城市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工作、赚钱的地方。《贴地飞行》里的主人公们则不同，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需要更大的空间，需要更多的养料，所以他们进了城。城市对他们的态度有点暧昧，一方面慷慨地接纳他们，一方面又在暗暗地嫌弃他们，但是他们不会轻易离开城市，如果他们对一个城市不满意，可以毫不犹豫地跑向下一个，一直跑下去。 《贴地飞行》这个小说从酝酿到最终形成，耗时一年，对一个长篇来说，时间不算长。因为我对这样的人群很熟悉，我比他们早几年进城，并且非常幸运地成了一个证件齐全、拥有身份的“城漂”。我在麦当劳、肯德基的非高峰时段，看到过打工青年在那里看书，对他们来说，那里真是再好不过的教室，这说明他们身上仍然有求知欲，仍有向上的欲望。看到这样的他们，我总是忍不住心疼，我和他们，是从一个房间里出来的人，只不过我运气好，而他们却没有我当年那样的好运。当我决定写《贴地飞行》的时候，其实是带着使命感来编织和整理这些故事。 有时我觉得我就是杨粒们从老家出来的大姐姐，我猜他们也一定很希望生活中能有我这样一个姐姐，姐姐等于是他们在城市撕开的一个口子，没有这个口子，他们可能永远只能在城市的表面行走，即使服务一辈子，也无法真正融进城市，我觉得这才是杨粒们的人生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贴地飞行》里的“地”就是城市的生态。 提到“80年代” 我脑子里的第一个词就是诗歌 我写过一篇小说叫《白话雾落》，当时我认为我在用它跟故土告别，现在来看，人永远不可能跟他的出生地告别，那就像与生俱来的胎记一样，总有一刻，不经意间，它会冷不丁地冒出来。无论你到了哪里，到过多少地方，你的出发地永远不会从你生命史上消除，它会像登记表上的祖籍一样伴你终生。 我出生于1968年年底的湖北宜都县城，1986年之前，我一直置身校园，除了盯着自己的分数，对世事不闻不问，不过我做了一件事，抓住一切课余时间阅读十九、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它们都来自于我两个哥哥所在学校的图书馆。他们都曾是中文系的才子，我至今记得他们带回来的包裹的样子，一二十本书摞在一起，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现在想来，我虽身处偏僻之地，却很幸运地拥有一个文学味道很浓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似乎不可能有别的爱好。 1987年冬天，我在老家邮局的一个小角落里，找到了自己喜爱的东西，那里有《星星》《诗刊》，阅读诗歌的狂热，让我有种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感觉。我那时还没开始写，只是一个挑剔的读者。很多年后，当人们提到“80年代”这个概念，闯进我脑子里的第一个词，就是诗歌，以及诗歌背后的诗人。当时的那些诗人，就像天边隐隐的雷声，让年纪轻轻不谙世事的我激动不安，我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又不知该如何着手。 我当时有种直觉，爱好文学的人都是孤独的，他们没有什么朋友，他们在外面不是受到奚落，就是受到排挤，在圈内也只跟有限的几个人偶有来往。这个圈好像又分很多小圈，趣味相投的人在小圈里好得不分彼此，小圈之外，彼此视若空气。在老家，我亲眼见过一个执著的文学爱好者，他荒废了自己的主业，对工作、事业、家庭毫不上心，推迟娶妻，家里一贫如洗，所有的财产和生机都在他的书桌上，他的父母对他早已失望透顶，好像文学给他们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那些年，偏僻的宜都县城，湿润的青石板街道，几个好友漫无目的绕城环游，隔段时间就接待一个从远方来的素不相识的朋友，他们是拿着纸条来的，其实写纸条的人我们也没有见过面，只是早有耳闻。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很多挚爱诗歌的人，正是通过诗歌这个媒介，走遍全国，四海交友。诗歌对他们而言，如同一个万能的通行证，如同一个只有他们才能辨识的接头暗语。 诗歌对我来说，是一个耿耿于怀的梦，我以为我会当一名诗人，但最终，诗歌像我的青春期一样挥别了我。随着时间的流逝，诗歌在我身上发生了神奇的转化，它鼓励我拿起笔来，尝试着写起了小说。 中专毕业后我分配到银行工作，那个夏天，我感到自己就像白痴上街。1996年，我发表了处女作中篇小说《脱逃》。后来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辛丽华同学》，那个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把好好的人生路走得弯弯曲曲，最后甚至把自己逼上绝路的辛丽华，其实就是我自己。 但是我工作干得还算不错，有一阵子，我几乎乐而忘忧，彻底忘掉我以前还喜欢过诗歌。直到有一天，某种熟悉的情绪找了上来，原有的平静消失了，我意识到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我在这里的乐趣到头了，于是我产生了逃脱的念头。 对所写的故事有感情 写出来的文字才能打动别人 2003年，我从宜都辗转来到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想起宜都的那段日子，心中疼惜那些朋友，他们后来都活得不算如意，滚滚物欲如轰隆前行的列车，将他们碾轧得七零八落。之所以会有这种现状，我总觉得那段与诗歌有关的狂欢难辞其咎，虽然他们并无怨言。文学对他们来说就像一架滑梯，让他们一路滑向谷底，但他们身在其中，居然体会不到跌落，反而是近乎失控的飞翔。 就这样，我动了写写这些朋友、写写我们那段日子的念头，于是写下《穿铠甲的人》。有人这样形容有缺陷的人，说上天给他关了一扇窗，必在别处给他再开一扇窗。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一个文学爱好者，只是要倒过来说：上天给他开了一扇窗，必然关闭了别处的窗。很少看到一个文学青年精于世道，八面玲珑，任何一个执著于梦想的人，其实都是穿着铠甲在大地上行走的人。 我最初的写作全凭直觉。从这点来说，写作跟数学相似，都是从直觉开始的，比如几何，你就是觉得这个角和那个角相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出证明那两个角相等的定理。小说就是那个求证的过程。后来，写得越多，直觉反而越迟钝，这时就需要理性的思考，但理性的东西不好直接进入小说，得有一个“化”的过程，把理性感性化。 我对自己的写作没有特别的规划，只有一个原则，写自己熟悉的事，写自己认为可以完全了解的事。首先要对所写的故事有感情，有了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文字才能打动人。永远存在这样一种比例，写作者的内心厚度达十分，作品的高度才二三分。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比例，但它确实存在。 一部理想的小说，应该具有深刻的思想表达、完美的叙事艺术，运气好的时候，它们是同时到来的。我比较喜欢在小说中营造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在幽暗中抓住某一个闪光点，等它慢慢在我脑子里放大。 文学并不是人们生活中的第一需要，甚至在所谓精神食粮中，文学也不是第一需要。对很多人来说，文学不过是青春期留下的后遗症。而其实，文学就是一部分人的事情，这些人偏安一隅，忘情其中，无意哗众取宠，却偶出惊世之作。 写作就像马拉松运动。写作其实是一种修行，一个耽于内心生活的平常人，若无其事地隐没在人群中，悄悄进行自我修炼。是我的个性让我变成一个热爱写作的人，而写作又把我变成一个渐渐觉悟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