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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史写作(2)

http://www.newdu.com 2018-06-09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蒋原伦 孙权 参加讨论

    二、纯文学史观的代表性人物及观点
    (一)纯文学与西方形式主义
    依照时间顺序,必须先介绍一下当时并未出版的两本文学史讲义,即傅斯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1927-1929)和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讲义》(1929-1931)。
    傅斯年的文学史讲义是20年代末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讲稿,在此讲稿中,傅斯年阐释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我们现在界说文学之业(或曰文辞之业)为语言的艺术,而文学即是艺术的语言。以语言为凭借,为借物,而发挥一切的艺术作用,即是文学的发展”,因此,“把语言纯粹当做了工具的,即出于文学的范围。例如,一切自然科学未尝不是语言,然而全是工具,遂不是文学”。⑩自然,傅斯年也认识到在许多情形下,工具和非工具的划分并不那么简单,因此补充道:“若当做工具时,依然还据有若干艺术性者,仍不失为文学,例如说理之文,叙事之书,因其艺术的多寡定其与文学关系之深浅。”(11)
    傅斯年有七年英、德留学经历,他的纯文学观受到西方形式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表现为他将艺术的表现方式及其媒介(即他称之为“介物”)与所表达的内容区分开来的分析方法。所以他的举例也是从艺术作品所使用的媒介和材料着手,来理解艺术的本质:
    文辞是艺术,文辞之学是一种艺术之学。一种艺术因其所凭之材料(或曰“介物”medium),而和别一种艺术不同。例如音乐所凭是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等,以及喉腔所出之声;造像所凭是金属、石。石膏、胶泥等等所能表示出来的形体;绘画所凭是两积空间上光和色所能衬出之三积的乃至四积的(如云飞动即是四积)境界;建筑所凭乃是土木金石堆积起来所能表示的体式。文辞所凭当是语言所可表示的一切艺术性。(12)
    这种专注于艺术的材料和媒介,突出其审美功能,剔除其日常使用功能的观点,表明傅斯年其时站在比较正宗的形式主义文学观念立场上。
    (二)纯文学与情感
    游国恩的文学史观也强调纯文学,在其《中国文学史讲义》开篇中特辟“文学之界说”一章,强调入选其文学史的标准为“情思丰富有声有色之纯文学也”,故“盖上自六艺三传,庄列史汉,旁及百氏支流,下逮唐宋杂笔,其不合于文学条件或虽合而不以文为主者,举不得以文称焉。”(13)
    游国恩所谓的“纯文学”已经有了中西合璧的意思,是强调情思或情感表露的文学,明显是受到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不过在接下来的表述中,他不是承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继续展开,而是强调从萧统《文选·序》到阮元一脉的源流:“善乎萧统之言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界画疆分,区以别矣。”又引阮元之言,谓“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14)其时,游国恩对楚辞和屈赋兴致正浓,发表了《屈赋考源》的论文,也许在他看来,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楚辞最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虽然“事出于沉思”的“沉思”,是否就是上文提及的“情思”,作者没有特别的说明,但是从上下文语境来看,这情思基本等同于沉思。另外,沉思之外还要有“翰藻”,要文采飞扬,绮毂纷披。这种看法亦见于刘经庵1933年完成的《中国纯文学史》中,刘经庵所谓的“纯文学”在概念上与游国恩的理解基本相同,即都从《文选·序》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出发,强调“至如文者:须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在收录的文学作品类别方面,与下文要介绍的刘大白基本一致,就是诗词、戏曲、小说。(15)
    胡云翼在《新著中国文学史》中秉持的也是纯文学观,和游国恩、刘经庵等不谋而合,(16)但是侧重点又有区别,即他更关注文学的功能问题。胡云翼“认定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粹的文学”,并以此文学观念为“准则”,“不但说经学、史学、诸子哲学、理学等,压根儿不是文学;即《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中的文章,都不能说是文学;甚至韩、柳、欧、苏、方、姚一派的所谓‘载道’的古文,也不是纯粹的文学”。(17)由此我们知晓,在胡云翼那里,所谓纯文学只关乎“美”的问题,丝毫不能承担所谓“载道”的教化任务,哪怕是韩柳欧苏方姚等文章大家的作品也不行。
    之所以如此激进地倡导纯文学观,是因为在胡云翼看来,只有纯文学观才是现代的文学观或进步的文学观。由此他将文学观念分为两类:“文学向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即如章炳麟所说‘著于竹帛之为文,论其法式为之文学’,既是说一切著作皆文学。这样广泛无际的文学界说,乃是古人对学术文化分类不清时的说法,已不能适用于现代。至狭义的文学乃是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这才是现代的进步的正确的文学观念。”(18)其实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并非是持广义的文学观,即如胡云翼所说的“一切著作皆文学”,而只是从概念演变的角度,梳理了文学观念的历史流变而已。由于胡云翼持“进步和正确”的文学观,将纯文学观作为切合时代要求的进步文学观看待,所以自然就将章太炎的观点作为落后的和不合时宜的文学观来看待。
    刘大白在《中国文学史》中亦将章太炎的文学观作为批评对象,并认为章太炎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与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中所贯彻的“纯文学”观是相抵牾的。与胡云翼持同样看法,刘大白也认为,之前所看到的十多种文学史似乎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文学史:“因为那些编者,不是误认文学的范围,便是误认历史的任务。”所谓误认文学的范围,就是“把中国一切的著述,都包括在里面的,仿佛是一部著术史”;所谓误认历史的任务,就是“史料的堆积”,就是“把古来著述者的传记,充实其中,好像传记式研究,而实在不过是点鬼簿和流水账一类的东西”。(19)
    至于什么是纯文学,刘大白觉得与其下一个抽象的定义,“不如说明它具体是什么”来得更直观,因此他说,“咱们现在只消认明:文学的具体的分类,就是诗篇、小说、戏剧三种,是跟绘画、音乐、雕刻、建筑、舞蹈等并列,而同为艺术的一部分就够了。”(20)应该说刘大白有关纯文学观的表述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只讲体例不问内容的选择标准也是独此一家。由于刘大白1932年就去世,所以这部1933年在其身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只写到唐代,基本上就是一部中国早期的诗歌史。至于他将纯文学只限定在诗篇、小说、戏剧的范围内,视野也未免狭窄了一些。
    (三)纯文学与绝对精神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由北平朴社出版部发行,无论在篇幅和规模上,还是在对其后的影响上,均要大于胡云翼、刘大白和刘经庵的文学史著述(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作为教材,其时并未正式出版)。
    郑振铎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的文学史观,比上述几位文学史作者的观念更丰富驳杂。在绪论中,作者首先强调,“文学乃是人类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产品,也便是人类的最可征信,最能被了解的‘活的历史’。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虽在不同的民族、时代与环境中变异着,在文学技术的进展里演化着,然而却原是一个,而且是永远继续着的”(21)。表明作者相信艺术的绝对精神或者文学的绝对精神的存在,并且认为这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产品。相应的,文学史的任务或主要目的,“便在于将这个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并表示出: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表现,原是无古今中外的隔膜的。其外形虽时时不同,其内在的情思却是永久的不朽的在感动着一切时代与一切地域与一切民族的人类的”(22)。
    虽然“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并无古今中外的隔膜,但是作者认为文学与非文学“却自有其天然的疆界”,文学“这个疆界的土质是情绪,这个疆界的土色是美。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之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23)所以写文学史的“第一件事,便要先廓清许多非文学的著作,而使之离开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回到‘经学史’、‘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他们自己的领土中去。同时更重要的却是要把文学史中所应述的纯文学的范围放大”(24)。
    以上可见,郑振铎文学观的内核是将永恒的绝对的文学精神落实到纯文学的美和感情的疆域中,显然受到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不过,作者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将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活文学观纳入其中,强调文学的原动力是民间文学:“原来民间文学这个东西,是切合于民间的生活的。随了时代的进展,他们便也时时刻刻的在进展着。他们的形式,便时时刻刻在变动着,永远不能有一个一成不变或永久固定的定型。又民众的生活又是随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样与风格。这使我们的‘草野文学’成为很繁赜、很丰盛的产品。但这种产品却并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也不是永久自安于‘草野’的粗鄙的本色的。他们自身常在发展,常在前进。一方面,他们在空间方面渐渐地扩大了,常有地方性的而变为普遍性的;一方面他们在质的方面,又在精深的向前进步,由‘草野’的而渐渐的成为文人学士的。这便是我们的文学不至永远被拘系于‘古典’的旧堡中的一个重要原因。”(25)
    显然,郑振铎的纯文学观并不那么“单纯”,而是包罗着各种思潮的纯文学观,依他自己的表述,要把“纯文学的范围放大”,当然这一放大,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各种文学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文学史编撰者的视野和判断。郑振铎的纯文学观与以上几位学者的不同,不仅是因为其范围有所扩大,将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包罗着被骂为野狐禅等等的政论文学,策士文学,与新闻文学之类”以及变文、弹词、宝卷等统统纳入,更加关键的一点是其背后有着“文学的绝对精神”原则作为支撑。这种对文学绝对精神的寻求和强调,加固了纯文学观念的理论基础。
    傅斯年、游国恩、胡云翼、刘大白、刘经庵以及郑振铎,无论他们各自秉持怎样具体的纯文学观念,都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纯文学观已经是许多文学史家和文学研究者达成的某种共识。尽管他们在亮明自己的文学观点时,均没有明确说明这一思想观念的来由和出处,但是在那时的大语境中,这一中西合璧的文学观几乎相当于无须怀疑的真理,即如胡云翼所说,这是“现代的”“进步的”文学观,也因此不必详述其思想来源,即便造成了同一种核心观念下各自有不同表述的局面,也没有多少人关注其间的差别。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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