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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文学批评中，“作家风格流派批评”主要兴盛于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开始出现的“社团组织党派文学批评”，可分为“对外批评”、“内部论争”与“自上而下”三种不同文体，各有其不同的写作策略、历史语境和文风特点。三者之间的演变融和转化过程，直接参与制约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学院文学批评”，只有在80年代才对当代文学有直接影响。网络时代的泛商业批评则对各类文学批评传统，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作家风格流派批评； 社团组织党派批评； “对外批评”； “内部论争”； “自上而下”的文学批评； 学院文学批评 作者：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此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文艺理论研究》。】 本文认为，五四以来，中国以白话文为主的新文学中的文学批评，至少有四类：即作家流派批评，社团组织批评，学院研究型的文学批评，网络时代的泛商业批评。本文主要讨论前三种文学批评类型的写作动机和文体特点，同时也观察这几种文学批评类型之间的转化演变关系。至于这些文学批评类型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文学、文化及政治思潮背景，则不在本文的研讨范围之内。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先出现的一类文学批评，是作家、社团、风格流派之间的文学批评。这类文学批评最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学社团流派风格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即上个世纪20年代。仅从流派风格的多样性来讲，中国的新文学一起步就是高峰，不知幸与不幸。当时在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浅草、沉钟、新月以及现代评论派、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之间，互相都有文学批评。一般说来，一个文学社团之所以能够形成文学史上所谓的风格流派，通常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作家文人，二是有一批比较出名且风格接近的作品，三是有自己的阵地、刊物或出版社，四是有“自己”的评论家，有与众不同的文学主张，比方"为人生的艺术"、"为艺术的艺术"等。这最后一点，就是所谓"作家流派类文学批评"的关键。很多这类文学批评是作家自己写的，如郭沫若、郁达夫、梁实秋等都在创作之外也写评论。但有时文学社团队有几乎没有创作只写评论（或评论比他创作更有名）的"专职"评论家，如创造社的成仿吾，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早期)，“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等。这些作家流派间的批评可以很刻薄尖锐，如徐志摩曾讽刺“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已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路人的同情"（“论郁达夫”），钱杏邨骂鲁迅"醉眼朦胧"（“死去了的阿Q时代”），郭沫若则化名杜荃指责鲁迅“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i]等等。但也有些作家圈的评论，能够超越流派立场，不只是互相批判。如1936年11月18日，鲁迅去世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写给胡适一封长信，称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12月14日，胡适回信：“......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胡适来往书信选”）另一位曾和鲁迅激烈论战的陈西滢，在他的《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ii]中也评论了鲁迅的小说。陈西滢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是鲁迅“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们风物，都是好作品。”但小说里的“乡下人”，“虽然口吻举止，惟妙惟肖，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陈西滢认为《阿Q正传》要高出一筹，阿Q是同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对鲁迅杂文，陈西滢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陈西滢评鲁迅作品”）有文学倾向又超越流派立场，周作人也曾为与他本人文学趣味很不相同的郁达夫的《沉沦》辩护：“《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这集内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不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但周作人同时也指出了《沉沦》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儿童不宜” ：“《沉沦》是一件艺术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而非一般人的读物。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鸦片去当饭吃的。”[iii] 上面所引的一些批评文字片段，已可窥见作家风格流派批评的基本文体特点。第一，很多作家相信文学批评也是文学，所以评论文字也注重文采形容比喻象征等“陌生化”效果（“血脓糜烂的创伤”、 “醉眼朦胧”、 “刀笔吏”） ；如果使用一些抽象概念，事后看反而不准确（“不得志的法西斯蒂” 等）。第二，作家流派批评大都个人观点趣味出发，并不掩饰美学好恶与价值偏见，甚至夸大这些好恶偏见，从而催化助长流派社团之争（如沈雁冰几十年后在《茅盾回忆录》中仍念念不忘20年代初他与创造社的笔战恩怨旧帐，回忆篇幅甚至超过他参与共产党建党早期活动）。第三，个人或流派偏见好恶之中或之上，仍会有一些“客观”“公允” 之论。事实上，作家风格流派类的文学批评，写得最认真也最有文学史价值的，不是对其他风格流派的批评，而是在承认和划分流派之后，对自己社团流派的解剖与评论。典型的文本例子，就是作家们为赵家壁主编的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各卷导言（尤其是小说各卷的导言）。这是后来几套《大系》的很多导言都无法重复的，因为后来再没有这些“流派之见”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