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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大类的文学批评是学院批评。回顾起来，其实五四作家文人，大都也曾在高等学府教书，不过“新文学评论”多为课外兼职，学院研究还是古典学术为主（如鲁迅、闻一多、郭沫若等）。现代文学进入学院课堂应该还是在朱自清的学生王瑶以后。在五六十年代，学院的文学评论基本贯彻组织党派批评，成为第三种“自上而下” 文艺观的教材化普及版。包括王瑶在内的教授们改造思想与时俱进，有时还是赶不上形势。一不小心如钱谷融等，写文学批评反而成为同行专家和学生和进行“文学批评”的对象。如北大中文系学生在五十年代中期编的文学史，倒是可以证明，当时学院批评基本上就是“学生批评” 。学院批评真正介入当代文学的进程，是在八十年代初，也就是组织党派内文艺论争相持不下各抒己见的所谓五四以后的第二个“启蒙时期”。一边要“解放思想”，一边要注意“社会效果”，一会儿强调创作自由，一会儿要清除“精神污染”……八十年代大学体制正在恢复，重新拥有话语权的老专家与不同年龄层的“新人”互相促进，既重建学术规范，也面对尖锐的社会问题。《文艺理论研究》与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创立的背景与初期活动，就是八十年代学院批评介入文学论争的一个具体注解。 但“八十年代”很短，学院批评很快被一种看上去更“学院”的学术研究所取代，学院于是又悄悄退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流。这是一种被李泽厚、陈平原或贬或褒称之为从“思想到学术”的转变。更具体说，是从注重思想锋芒到讲究研究规范，从强调文化影响到关心项目资金的转变。九十年代后学院批评的这种转变，一方面是和大学体制国际化同步，另一方面也和执政者对文学的管理方法的转变有关。笔者在2006年复旦/哈佛合办的一个当代文学研讨会上发言，不准确地试图概括形容过近年的中国文学是“新媒体、旧文化、政府管、人民逼（币）”（原文出自王朔讲女人的十二个字：上海生、北京话、新思维、旧道德）。新媒体、旧文化以及人民逼（币），我等会讨论第四类文学批评时再讲，这里先讲政府管。 前面说过，第二类从左联到作协的社团组织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对外”和“自上而下” 两种批评文体之混合演化，是1949年后的国家文学生产机制中，和作家干部体制及版税报酬制度改革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支柱。这种文学批评，在“前三十年”，通常由宣传部门和作协组织通过党报发动对文艺作品和作家的点名批判。这种政府管理文学并调节舆情的主要手段，在“后三十年” 的初期，即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依然被采用——但人们发现，效果变差了，甚至产生的反效果。批判《在社会档案里》，批判《假如我是真的》，批判《苦恋》，批判戴厚英……作家没有被批臭，反而更加出名（至少在海外）。九十年代卫慧的《上海宝贝》以及“布老虎丛书”被禁，大概是这种文学/政治批判的最后的受害/受惠者（该书海外版权卖出数千万）。 批判的理据其实不能算错：要宣扬正能量，要注意社会效果，要追求清洁的精神，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假定理念没有问题，那效果不理想，应该就是文学/政治批判的传统手法出了问题。所以，九十年代后不再展开文学/政治批判，转而在出版方向加强管理，所谓“创作有自由，出版守纪律”。这个转变，非常值得讨论。看上去只是宣传管理的策略方法变化，其实整个思维背后，有个组织党派与作家评论群体的关系定位问题，有一个从“家规”到“国法”的转变：如果认为作家必须是文艺队伍中的战士，并将“战士” 这个光荣称号从比喻变为现实，那就回到三十年代左翼批评的战斗语境了。战场上不听指挥，“战士”有个人意见个人情绪而与众不同，当然要马上帮助、批评、教育。跟不上形势，就要提高觉悟，文章出了“轨”，就要批判纠正，就要改造作家的世界观。但90年代后，逐渐把文学或者知识分子团体看作是一个可以有利益共享也可能有观点冲突因而既要团结又要管理的社会力量。于是政府的文化管理就会由“管心灵”转为“管行为”。 于是《废都》、《兄弟》或者阎连科的作品，明明有争议，也不批判， 淡化不争议（但是这些作品，如要拍成电影、电视，比如《生死疲劳》等，那就要慎重）。从家规到国法的转变，也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演化，都显示文学生产体制的管理在与时俱进。 如果说昔日文学/政治批判的管理，以惩罚警告大棒为主，那么今天的学院批评在项目职称的游戏规则中，就是奖励分饼胡萝卜为主了。如果说对著作论文的出版审查或批判是被动监控，那么政府越来越慷慨地出资赞助各种科研项目，便是对学院批评的主动规划与“契约精神”了。与其事后批判评论家/教授们的言论出位，不如事先用项目职称等学术阶梯对学院批评进行“宏观调控”。虽不能全部资助红色经典课题，但至少可以尽量控制一些诸如文革研究之类的项目。说起来，这也是和国际接轨。西方国家的学术或文化项目，不也都有他们的意识形态偏向吗？（如学术界的夏志清小说史，出版界如张爱玲的英文写作等，都是由资助影响研究写作的意识形态倾向的成功范例）。目前以国际化（英美化）为名的工科思维管理人文的大学学术规范（重资金，轻影响；重项目，轻成果；重论文，轻著作；重刊名，轻质量……），颇有成效地减少甚至切断了学院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关系。而正是这种学院批评与先锋文学的互动关系，在八十年代中期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