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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先锋探索不仅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对于今天的小说来说，先锋思维的淡化和弱化直接桎梏了小说的自由和小说的可能性。 有这样一类小说，比如塞林格的《九故事》、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以及卡夫卡的《城堡》等，它们总是处于不断地暗示之中，将所有的想象交给读者，让读者跟随叙述不断去扩展想象的空间。小说家只是暗示，问题的答案要靠读者去想象。小说试图解决的问题，或许没有答案，又或许每个读者都有一个答案。 当小说进入自由暗示，进入到一个由作者和读者共同营造、相信并追问的精神理念空间时，毫无疑问这样的小说是真正的先锋小说，它已经不是形式探索和叙述实验的先锋，而是内容上的先锋，是突破了事件真伪判断而进入梦境和理念上的先锋。 再现一个未曾解释过的生活领地和闯入一片被遮蔽的精神丛林，是小说永不疲惫的先锋追求。 应该说，我们离这种真正的先锋已经有些遥远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是中国小说先锋探索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写作者似乎都尝试过先锋写作，因为先锋在当时是一种潮流、一种时尚，也是一种写作“捷径”。一批急于闯出自己写作天地的年轻人总是以大胆、怪诞的先锋姿态示人。不可否认，当时的先锋探索将中国小说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高度，我们收获了一批堪称经典的先锋小说和一批影响至今的先锋小说家。但同时我们也收获了一些伪先锋之作，在空洞的叙事中热衷时空转换、不同视角讲述等形式实验，这种形式实验本质上并不是我们的原创，它们是来自法国、美国、拉丁美洲等地的“新小说”成果，它们是别人的先锋，我们模仿了别人。 真正的先锋是独一无二的创造，从形式到内容的创作。是否可以这么认为，如果将我们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实验置于当时世界文学的版图，我们的先锋实验并不会引人注目，但有一点，那是我们中国小说叙述真正融入现代、融入世界的一个小高峰。 时间过去近40年，今天的中国小说成为全球文学视野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但反观内视我们发现，中国小说的先锋探索从没有像今天这般沉寂与失落。我们的小说世界，仍被粗浅的故事主宰：要么成为新闻事件的“复制版”，要么沉溺于矫揉造作的情感臆想中，要么以怀旧面目讲述无力的乡土乌托邦；故事背后的精神内核，要么软弱乏力，要么欲语还休，要么避重就轻，难以见到有血气豪气、敢于冒犯冒险、敢于忏悔自省的先锋探索，一切那么理所当然，一切那么温顺自然，一切那么无动于衷。当小说的先锋精神失落时，要么是我们辜负了前辈大师的先锋榜样，对小说曾经的崇高成就视而不见，要么是我们该为一个时代“再没有真正的小说”而反躬自问的时候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小说先锋精神的失落呢？一方面，小说写到今天，每一次独一无二的原创和探索均异常艰难，形式实验似乎已被穷尽，难再出新，小说在精神空间上的抵达程度经历19、20世纪的拓展，似乎也寸步难行。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先锋探索的难度，直接阻碍了中国先锋小说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的小说家太“聪明”，甚至有些“精明”了。小说的先锋探索很孤独很寂寞，劳神费力，当小说家们难以从这先锋探索中轻而易举地获取写作的幸福感和一些名利报答时，人们便“识时务”地放弃了。我们的小说家太知道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小说了，迎合市场的写作能让自己风光地活着，又何必耗去整个生命去为小说的价值拼命呢？这是一种为眼前名利的写作观，而非为艺术尊严的写作观。苟且地写作，是中国小说先锋精神失落的根本原因。再一方面，作为先锋小说推手的文学刊物放弃了先锋小说。新世纪以来，文学期刊在市场与艺术之间摇摆不定，最终还是倾向了市场，先锋阵地的萎缩间接排斥了小说的先锋探索。在市场的认可和先锋的名声之间，曾经的先锋小说家余华曾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在今天我愿意用托尔斯泰的方式写一页纸，也不愿意用卡夫卡的方式写一本书。 当一部先锋之作诞生时，先锋即刻成为过去时，先锋的魅力在于，它存在于独一无二的未来创造之中，就是说先锋的探索永远在未来，而先锋的确认永远属于“马后炮”。尽管如此，我们从前辈先锋小说家中仍可以找到先锋的写作思维和方向。 “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言简意赅地指点我们“如何去先锋”。他告诫我们，情节总是比较微不足道，19、20世纪的作家已经开发出所有的故事情节了，叙事实验也不再新鲜了，作家应忠于一些深层的东西，他说：“我写东西的时候，不愿只是忠于外表的真相（这样的事实不过是一连串境遇事件的组合而已），而是应该忠于一些更为深层的东西，我会写一些故事，而我写下这些东西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些事情——这不是相不相信历史事件真伪的层次，而是像有人相信一个梦想或是理念那样的层次。” 当然，没有谁能指明先锋的道路，失落的先锋只能在没有诞生的作品中寻找。 先锋是一种精神，是不僵化、不陈腐、不随大流，艺术上敢于探索和冒险，永远追求表达活力和生命真实的一种写作精神。伟大的作品无不与这种精神血肉相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