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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象：王蒙，1934年生，河北南皮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在被后世广为传颂的演讲《以政治为业》的结尾，马克斯•韦伯说：“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这段话我在很多场合反复引用过。二十五岁的我时常满怀激情、意气风发地朗诵这段话，以为自己听到了政治的召唤；如今，三十岁的我只是默默地在心里反复品读。但我依然相信，我们的时代即使再不堪，看似暗夜无边，远处亦有晨曦微露。 总有一些东西能经得起时间的冲刷，比如文学。只不过，这五年间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差别。正如王蒙告诉我他在1951年前后的断裂。 顾超：王蒙先生，您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和政治交织在一起，借用韦伯的话请问您，在遇到时代的风浪和各种艰难坎坷时，您是听到了文学的召唤还是政治的召唤呢？您内心深处是以文学为志还是以政治为志呢？ 王蒙：到一九五一年，我以职业革命家为理想。同时，五一年以后，我察觉到仅仅一个革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不够用的，而我的真正的追求，只能通过文学来靠近。 王蒙遇到了“革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在潮起潮落中，他明白“我的真正的追求只能通过文学来靠近”。这是一种久经历练之后的大智慧。而愚钝如我，总算有幸聆听到王蒙先生的教诲，还能稍稍体会他遣词造句里蕴含的深意。也许他只是无意地用了“真正的”和“靠近”这两个词，但我觉得言而未尽，余韵悠远。 通过文学来靠近什么呢？于是我继续追问一些看似不着边际的问题。 顾超：政治被西方学者定义为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戴维•伊斯顿）、影响力的运用（罗伯特•达尔）或者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卡尔•马克思）等等，在您看来，政治是什么？ 王蒙：根据我个人的土理论，原生态的经验，我认为政治是人民—精英—社会组织—权力学，就是说精英怎样去取得人民的支持，从而通过体制与有效的运作去组织社会、使用权力，求得人民福祉的最大化，也是实现自我的最佳化。 顾超：“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已经成为过去。在您看来，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王蒙：打动人心，优化人心，克服一些对于死亡的悲观绝望，挽留住人生中最值得记忆与珍重的东西。其中当然包括政治。 顾超：您认为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指西方文化中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主要是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为标志）和中华传统文化三者之间能够有效融合吗？如果可以，这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条可能路径吗？ 王蒙：充满纠结和斗争，甚至时有撕裂的哀鸣，但中国如果不能在这种纠结中找到整合与平衡乃至融合的道路，中国就会陷入危殆。 顾超：您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演化有其永恒的规律吗？是像黑格尔、马克思认为的分阶段的演进，还是福山认为的会终结于自由民主制？ 王蒙：人类历史的发展取决于人类对于幸福与生活质量的追求，每个人的追求有所不同，囚犯追求的首先是出狱，饿殍追求的首先是食物，病人追求的首先是医疗，失业者追求的首先是职业，正常国家必然追求自由民主与稳定和谐的平衡，还有公正与效率的平衡。 这些问答是在2016年通过几封邮件完成的。其实早在2014年1月22日的《文艺报》上，我就评论过王蒙写的《中国天机》。 从回归常识到政治文明 回头看中国几千年的兴衰，有几个“部级官员”能以政治家的身份名垂青史呢？因此，官不在大小，而在于为官之人是否能做到古人所谓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文人为官，王蒙已做到了“立言”。无论他的理想是否会变成现实，终有一天，他那汪洋恣肆的文字和思想会让人们忘却他本身的政治身份，却记住了他为历史和现实祛魅的决心。这是读王蒙《中国天机》给我的印象。 我不知道王蒙是否做过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各种研究，但《中国天机》始终以历史的眼光讲述各种大事小事，最终可以归纳到“现代性”这三个字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历史观。自五四之后，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最大的冲击在于使中国人打破了这种意识形态，认识到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前进的历程。鸦片战争以降，无论是晚清的洋务派、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抑或是国民党、共产党，都在力求探索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科技、工业等的现代化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进程是相互影响的。谁在历史的潮流中把握住了现代性的钥匙，谁就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王蒙通过“不革命行吗？”“人心稀里哗啦定理”等解构性的语言道出了第一个天机：共产党“靠崭新的与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聚拢了中国人心”。这是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是之后走了很多弯路的肇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理念，是当时最先进的，也是最符合中国当时的现状的。《中国天机》的第二大首创是提出了“最文学”的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党宣言》就可以看出共产党早期极富文学性的激情和理想。然而要把斗争时期的激情与斗志转化为执政时期的科学与理性，则又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发展是硬道理，共富均富、公平正义也是硬道理”，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渐走上了回归常识和理性的道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也迈出了新的步伐。第三个天机是关于未来的忧患和思考：党也需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党的意识形态在逐步大众化，去革命化；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本身解决不了的恰恰是由于发展而不是由于不发展所产生的新问题。早在上世纪下半叶民主“第三波”之时，西方就有政治学家提出“历史终结论”。时至今日，历史并没有终结，中国也确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道路。然而这个时代所要求的，光有常识已经远远不够了，更要达到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解决那些发展本身解决不了的现代性问题。 这本书不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不是历史散文，也不是回忆录。它是一本宣言书，是一位老人在用文学的语言、文化的掌故讲述他的历史观和政治理念。这是一种“大叙述”，也是一种大境界。 那是我第一篇在报刊上正式发表的文学评论，当时我刚从中科院获得工学博士学位转投文学行业不久，对文学界一知半解、懵懵懂懂。以至于后来我跟女作家徐坤谈起这篇文章时，她惊呼：“你可真行！敢拿王大师练笔。” 当然敢，初生牛犊不怕虎呗。 两年后真的与王蒙先生隔空对话时，我觉得自己当时对《中国天机》的解读，虽不中，亦不远矣。 因为我的真正的追求，也只能通过文学来靠近。 （节选自顾超著，《文学的彼岸：中国作家的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P3-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