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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世纪末粤语影响汉语的多重意义 今天探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粤语的“北上”的突出社会现象能够带给我们几方面的思考和启迪。 3.1 先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汉语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千百年来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 在汉语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北方话影响南方诸方言。四十年代末以来所有的北方方言词语，只要是普通话使用的，都能同步进入各地方言。从来没有哪一个方言够资格和普通话平起平坐，一论高低。在广东，虽然粤方言（普遍被称之为“白话” ，即“广东普通话” ，通行于经济最发达的省港澳地区）一贯占有“龙头大哥”的地位（对潮语、客语及其他土语而言），但对于普通话来说，它充其量是粤地“方言”，甚至连写成书面语见诸于报刊的资格也没有。粤语词典也仅仅是方言土语词典，绝大多数词语不为《现代汉语词典》所收[9]。而今天粤语能一时“崛起”，给普通话注入了大量词语，这在中国语言史上可以说是出现了一种强势南方方言对民族共同语产生明显“逆向” 作用的新趋势。它似乎向世人宣示：汉语一贯“大一统”和“一向化”的语言发展走势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第二，粤语词语大举“北上”进入普通话，所带去的是经济、生活、文化类词语，这又跟以往“南下”的词语多是各个时期的政治词语有着相当大的范畴方面的不同。它一方面说明，这二十来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生活和文化正发生着巨大的历史转变，社会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转型；另一方面这些词语的急剧增加，又充分显示一个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成熟性。过去偏重于政治词语的片面性得到了历史性的调整。 3.2 语言和社会是密切相关，彼此共生、共存、共荣、共变的。作为汉语的七大方言一的粤语能够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汉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充分说明了存在或者起源于华南的某些社会变革，它所营造的新的社会形态、所引发的新的思想观念和所形成的新的生活格局正在逐步地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这种社会学方面的意义可能远比语言学层面上单纯的粤语对汉语的影响来的更为深远和深刻。 这二十年以来汉语透过引进大量经济、金融、管理、生活、文化等多方面的粤语词语既提高了自己的表现力，也同时拉平了“两岸三地”在社会形态方面的差异。以前语言方面“共同话语”不多，既显示出彼此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表达形式等各方面的不同，也表明了各自社会结构、经济水平和生活状态的差别。今天上述一些词语能通行在汉语文化圈内，大家的“共同话题”已经大为增加，沟通也变得更为方便。这可以说明原本不同地域，不同水平的社会形态正渐渐地走向一定程度的平衡和同化。 其次，从汉文化的发展角度去看，一个多元、多中心、多向化的南北交流，东西交锋的时代正在来临。从历史的观点看，中国古文化的诞生从来都是多元的，我们从北京人头骨到马霸人陶瓷、从殷商甲骨到马王堆文物，从河姆渡遗址到仰韶墓葬，远古至今各地各处的文化终于汇成了今天博大精深的泱泱中华文明。所以现在这种各地语言、文化的兴旺发达，多向交流和相互交融对整个民族的兴旺，或者说是振兴，是一个大好预兆。 再次，这二十年来进入汉语普通话的大量粤语词语还带来了一种不同于原来主体文化（或者叫做传统文化）的或许可以叫做“次文化”的“经济文化” 、“休闲文化”和“民生文化” 。这些文化的兴起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从以前的严谨、保守、怀旧、执著变得轻松了、活跃了，前卫了和宽容了，从而也越来越发显得开朗、乐观、豁达和丰富了。 4. 余论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粤语词语大量进入汉语的高峰期已经过去[10]。这些词语能否在汉语中最终地被吸收，能吸收多少，能使用多久，都还有待于观察。它完全取决于汉语文化和中国社会对其中每一个词语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语言筛选和文化认同。和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有事物一样，它们都将经受整个社会和长期实践的检验。 [1] 十大方言：指在传统划分的北方、吴、湘、赣、客、闽、粤七大方言外再加上晋语、徽语和平话。 [2] 本文的粤语词语主要指通行于穗港澳三地的词语。其中很大一部分原来通行于香港地区。下文称之为“粤港词语”。 [3] 如：名堂、把戏、瘪三、垃圾、蹩脚、尴尬、货色、龌龊、识相、搭界、晓得、亭子间、触霉头等。 [4] 极少量为台湾词语，绝大多数是香港词语。 [5] 比如：炒鱿鱼、打工、牛仔裤、肉感、货柜、警讯、投诉、代沟、评估、热点、休闲、性感等 [6] 比如：巴士 — 公共汽车，芳龄 — 年龄、国立 — 国营、抢手 — 射击手、嘉宾 — 贵客等。 [7] 比如：业主、炮制、公立、国父、饭局、金奖等。 [8] 比如：变态：（新义）指人的心理、心理的不正常状态（跟“常态”相对）；监制：监制摄影（影片、电视片）等。 [9] 旧版《现代汉语词典》只收有“乜”、“靓”等几个粤语词，并注明是<方>，即方言。 [10] 汉语引进港台词语的整个走势是一个破浪形的图形。从1981年到1993年的13年间，前后共有四次波峰。它们分别是1984年，1986年，1988年 – 89年和1992年。最高峰年度是1988年至1989年的两年；第二高峰是1992年。自1984年起，每两年前起一个高峰。而88 – 89年是持续的高峰。具体材料引自 “普通话吸收香港、台湾词语的时段、层次、类型及其数量的统计分析”。详见参考篇目（4）。 参考篇目： ⑴ 詹伯慧：“普通话‘南下’和粤方言‘北上’”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1993年3月 第39期 。 ⑵ 陈章太：“普通话词语的规范问题” 《中国语文》1996年第三期。 ⑶ 陈建民：“普通话对香港词语的取舍问题”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1994年3月第43期 。 ⑷ 汤志祥：“普通话吸收香港、台湾词语的时段、层次、类型及其数量的统计分析” 一九九九年六月 第六届双语双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尚未发表。 ⑸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撰室编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补编本）1986年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996年，商务印书馆， 论文提要：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引发了文化形态和语言生活的巨变。这种变迁的表象之一是：一大批粤语词语进入了普通话的词汇系统，其数量和范围都在中国语言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 粤语词语和他所反映的新型岭南文化能够如此明显地影响汉语和中华文化，既显示了汉语“一向化”的发展趋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价值观出现了某些历史性的调整，更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社会形态的逐步变迁。 关键词： 粤语词语 语言变异 文化变迁 社会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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