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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方法不全等同于定量研究方法 桂诗春、宁春岩先生的《语言学方法论》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它内容的丰富与系统，而它观点的极致也格外引人注目，就是特别强调了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54%的人使用的是简单的思辩性的方法，随机性很大。这些研究的成果难登大雅之堂”。 “难登大雅之堂”，[20]（Pⅲ）成为近20年来国内语言学界倡导计量研究之风中对非定量研究最严厉的批评。 尽管这种批评加上了一些范围限定，指的是“我国的外语工作者”；对汉语学界则表示了相当的宽容，“对母语的研究，也可依赖我们对母语的直觉观察来进行思考，提出理论模型。但是对非母语的描述性研究和实验性研究却必须以数据为依归。而我们有80%的研究都是不依赖数据的”。[20]（Pⅲ）但这种严厉批评下的宽容仍使汉语学界陷入沉思：怎样的研究才算定量研究？汉语学界有没有定量研究？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有何不同的特点与效用？ 之所以会提出这些疑问和思考，是因为《语言学方法论》对定量方法有着非常严格的解释。它在“9.2.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作出了这样的论述：[20]（P212）   实验方法当然属于定量方法的范畴。它考虑了研究对象较为复杂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运用了较为复杂的原理和手段来观察、再现这些关系。它通过模拟的方法，再现语例，并能对语例进行简化、分化，从而控制、观察其中的某个部分、某个因素的变化情况。它当属于定量方法中较为复杂、深入的层次。稍深入些的实验方法都要借助于数学，利用统计学原理，利用统计软件来处理实验数据。但能否得出只有实验的方法才属于定量方法的结论，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只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过“数”的系统反映，并通过“数”来再现语料的内在规律、特点，就都应该归属于定量研究的范围。这才是定量研究的真正含义。 “什么是定量分析方法呢？所谓定量方法，就是将处于随机状态的某种语言现象给予数量统计，然后通过频率、频度、频度链等量化形式来揭示这类随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规律性。”[12] “定量研究方法，将所研究的现象的有关特征实行量化，然后对取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得出结论。该方法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体现了现代人们所推崇的科学精神。从根本上说，定量研究方法渗透着这样一个观念：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是可以被认识的；它们的各种特征都表现为一定的量，所以，定量的方法是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21] 这里对定量分析的解释是中肯的。当然，定量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定量研究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甚至有着难易、繁简不同的区别，这是无庸讳言的。 “按照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定量研究也进一步划为（1）使用描述统计还是推断统计；（2）使用实验方法还是非实验方法；及（3）使用单变项分析还是多变项分析。”[21] “‘量化研究’将材料数据化。它的三个子类分别与研究设计、统计技术、变量个数有关（详见Henming，1986）。量化范式一般认为，实验性设计比非实验性设计更加严格，推断性统计比描述性统计更有概括力，多变量比单变量更全面。”[22] 尽管这里把定量研究中的不同类型分出了高下之别，但都把“非实验性”“描述性”“单变量”看作是定量研究中的一部分。 不同类型的定量研究不仅有着不同的含义，不同的适用范围，也有着不同的特点与短处。一般说来，算术关系反映出来的是对象之间较为简单的数学关系，它固然简单，但直观、明了，自然、真实。而实验方法中人为的作用太强，人工影响难以除掉，这就难免会影响到数值关系的客观性。如加权是统计分析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汉语学界在进行方言之间相似度的研究中就对此有过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主要不加权。方言定量研究结果应该是客观性的。如果加权，势必使结果带有主观性。方言内部各种特征的地位在定量研究中应该相等。”[23]有的则主张加权：“在一种方言里，有的词汇常用，有的不常用，使用频率不同的词汇对于方言之间的词汇接近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换句话说，词频对词汇接近率的计量统计应该是很重要的参数。所以我们将以词频为基础的词汇组组频率作为权数。……单音节词中的语素负载这个词的全部语义和信息，语素重要性自然最大，权数也自然最大。”[24]这里我们不想对位居两极的说法作出评断，甚至也不想作略带褒贬之分的叙述，只想说明一点：任何一种具体的定量方式，要想绝对的完美是很难的，总会或多或少带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或来自于客观，或来自于主观，或来自于过程，或来自于方法。因此，要想其中的一种方法绝对地超乎其它，是不可能的。不能因为有了实验方法的定量，就否认非实验方法的定量，甚至进一步把定量研究完全狭窄地定义等同于实验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