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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聆听：令人不安的启示 不论是钢琴还是音乐作品本身，都是充满着复杂内涵和指涉的社会符号。然而，它们绝非静止、固定的符号，而是每次都需要演奏家的积极参与才能够最终完成。乐谱虽一般会对演奏的强弱、快慢等技术层面有比较明确的说明，但并不会对一些具体、微妙的层面加以限定，而是需要甚至鼓励每一个演奏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对音乐进行诠释，在这一过程中赋予音乐新的生命。因此演奏家，尤其是对音乐内涵有独到见解的演奏家每一次的演奏都会使音乐作品呈现出新的可能性，这必然会对听者产生启发。如果听者对乐声足够敏感，其内心被激起的互动、共鸣感便显得更为强烈。 在小说中，富兰克林·秦原本期待，甚至是要求姗妮以精湛的琴艺来彰显自己满心憧憬、精心建构的“美国性”。然而，姗妮每次的演奏(尤其在公共场合)不仅没有给他带来成就感，反而经常会让他有一种无法承受，却又无法言说、无处言说的失落感。这并不是因为她的演奏技巧不够成熟，也不是因为她不熟悉所演奏的音乐。相反，姗妮恰恰是“挪用”了自己高超的琴艺，借以表达她某种决绝的，与养父、与这个环境都格格不入的自我。更重要的是，她在以一种颠覆性的演奏方式将音乐本身解构，并解构养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包括音乐)为自己、为她强制建构的人格面具。 姗妮这种解构式的钢琴演奏最为集中地出现在富兰克林·秦与玛丽·彭斯交往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富兰克林迷恋玛丽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她美国白人的“正宗”身份。在深陷内部殖民情结的他看来，与她交往无疑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缩小或者弱化他与周围邻居之间的心理差异。他甚至认为玛丽的身体都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她的四肢也比自己的强劲有力。换句话说，作为亚裔男性的富兰克林在白人女性玛丽面前，反而显得“女性化”。敏感的姗妮虽然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却无法用直接、实际的行动对养父这种奴化的行为加以干涉或阻止。于是，她借助音乐演奏这一别种的方式来作出与之对立的声明。每次玛丽在她家里、或者是即将来她家的时候，她总会把肖邦的音乐演奏得更为强烈、更为感伤。可以想象，姗妮在故意改变音乐的节奏(演奏得极慢)和力度(没有转调)。她试图以这种极为个人化的演绎方式向玛丽与养父传递自己内心的强烈不满。不无讽刺的是，玛丽每次听到姗妮演奏时，总会在富兰克林面前夸赞她精湛的琴艺，认为他教女有方。很明显，玛丽虽然土生土长在古典音乐起源的西方世界，却并不是很高级的聆听者，并未真正理解姗妮琴声所承载的信息。相反，身为韩裔少女的姗妮倒是掌握了这一话语权力。与浑然不觉的玛丽不同，富兰克林清楚地“听出”了姗妮通过音乐所表达的东西——她是在“批判，而不是在探索”(Lee 1999:71)肖邦的音乐，进而批判他的行为、他这个人本身。他甚至深切地感受到这琴声对他的羞辱。此时，他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与姗妮极为相似的另一个人——自己在二战参军时认识的、从朝鲜殖民地强征来的慰安妇K。之所以联想到她，一方面是因为她和姗妮都是韩裔，而他当初收养姗妮为女儿正是要“重复他与K之间的关系”(Jerng 2006:52)。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们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在他面前大胆操演过自己的身份，并迫使他正视自己的真实身份。就像姗妮将富兰克林自以为熟悉的肖邦演奏得令他极为不安一样，K亦曾以非常刺耳、尖利的声音一针见血地指出，伪装成日军医护人员的富兰克林其实是朝族人。当时，他为了保护自己、掩盖自己韩裔的身份，在拒绝就范的K杀死小野长官之后，没有像她请求的那样开枪将其杀死(这样可以让她免遭之后更大的痛苦)，反而容许K最后被其他日军残忍地杀害、分尸。虽然后来身在美国的富兰克林看似忘却了这一记忆，但事实上此事已经给他的内心造成巨大的创伤。在姗妮控诉的琴声中，这一创伤记忆终于再现。这一次，他没有像上次那样选择被动、沉默与合谋，而是终于明白，K与姗妮重写主流叙事(不管是日本殖民主义还是西方音乐性)的尝试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也很难真正颠覆主流文化权威，然而她们却摆脱了与他一样可悲的命运——在看似正常的自我规约行为中失去自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