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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中，作者用文学的想象和叙事阐释了权力的无孔不入，权力政治的运作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主体都被它俘获。小说中身体被呈现为书写的对象，也是权力、意识形态、宗教等因素的作用对象。对身体的书写体现为对制服的符号语义学应用，通过服装将社会等级进行可视化分类与限定，使得基于视觉的对身体的驯服得到强有力执行。小说还呼应了福柯的身体权力力学机制，权力对身体的控制需要符合严格的物理学和力学原则，最终服务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功用目的。小说中最为极端的权力形式就是对人口的控制、淘汰、管理和社会等级分层。本文结合福柯有关权力的理论探讨了阿特伍德小说的权力描写，以此阐释作者的权力观。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加拿大文学的民族性构建研究”(11BWW031)。 关键词：阿特伍德/ 《使女的故事》/ 政治/ 权力/ 凝视/ 身体 作者简介：丁林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她的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被广泛奉为女性主义经典。在小说中，作者对女性的命运表示强烈关注，并对政治、权力与个体状况的关系做出了深刻思索。阿特伍德尤其对权力对身体的压制保持强烈兴趣。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极权宗教社会，当权者无时无刻不在对身体进行残害和压制。身体不但成为暴力的承受对象，而且充当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擂台，成为各种力量交汇的场所，也成为社会话语控制、微观权力和规训机制运作的载体。本文结合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相关理论探讨小说中的身体政治，审视生产驯服身体的机制和手段，并阐释政治和权力运作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及对身体的控制。 被书写的身体 法国哲学家福柯一向关心权力的运作机制，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身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任务，执行仪式，发出信号。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运作，与对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规训》27)。在福柯看来，身体不只是肉体的承载媒介，而且成为政治和法律约束、技术管理等现代权力机制的客体。根据福柯的关于身体和知识的社会建构主义观，身体在实质上就是文本，因为身体首先是通过各种话语的约束而产生的，必须服从制约性标准和特定的符号体系。人的身体是社会话语的“羊皮纸”，上面镌刻了不同的话语痕迹、规训手段和惩罚机制。身体是社会和文化的身体，是“事件进行书写的表面”(“Nietzsche” 84)。 阿特伍德关于身体的思想和福柯有很大的共性，她也把身体描写成载有各种力量运作痕迹的文本，也强调权力对身体的微观运行机制。戴维斯(Madeleine Davies)在关于阿特伍德的女性主义思想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其小说中的女性身体“是各种焦虑的战场，这些焦虑和各种权力结构息息相关，都被写入了女性肉体”(58)。的确，在小说《女预言师》(Lady Oracle)中，身材臃肿的女主人公琼发现“我的身体就是有争端的领土”(69)，变成多重欲望和权力的对象，既是男性欲望的客体，又是后殖民身份的试验场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思想的宿主。她的本姓德拉克尔特源自法国贵族姓氏，但母亲却给她取了个美国好莱坞影星的名字“克莱福德·琼”，这体现出魁北克法裔文化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及大众消费文化价值的冲突。母亲按照美国大众审美价值严格控制女儿的饮食，希望她做一名舞蹈演员，但琼却“顽固地不停进食，能吃什么吃什么”(73)。琼在餐厅里的意大利移民同事强硬地“要求你嫁给我”，并表示他们的文化隔阂不成问题：“你会改变的”(96)。琼的身体无疑象征着加拿大在面对多元移民文化时的后殖民身份困境。 身体不仅是束缚个体自由的工具，而且是国家、政权、宗教、意识形态等政治权力操控的对象，其上刻写了不折不扣的身体政治。“被书写的身体”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的社会中得到了完美执行。在这个神权社会中，身体被镌刻上各种印记，并按照不同功能(如性别、生育能力、年龄、职业等)分门别类进行管理。比如，叙述者奥夫弗雷德(Offred)的身体对司令官弗雷德(Fred)来说就仿佛是“一个他能够读懂的有关所有权的布莱叶盲文”(254)。身体如同画布，种种欲望、话语、规则纵横交错。使女的身体属于社会财产，只有司令官才拥有限定的使用权。奥夫弗雷德的身体“被作为一种工具所利用”，是各种力量交汇冲突的“地盘”、是“暗藏着各种危险的所在”。不仅如此，小说中男性的身体也都“必须经过检查与比较”，仿佛身体是随时编辑和修改中的文本。所有身体都被作为“一种标记”，用以辅助神权政权维持其“一切井然有序”的话语机制(73)。奥夫弗雷德把自己的皮肤想象成一张地图，这种身体的图绘显然也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她的身体成为权力体制的表征符号，而非个人的肉体，她觉得这是“一张表示失败的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没有尽头的小路”(143)。 对身体的书写意味着对身体的文化和权力统治，这让人联想到中世纪政权对身体采取的各种暴力惩罚手段如文身、烙印、伤痕等，它们使身体成为政治权力和法律戒令的书写介质。在《使女的故事》中，对身体的书写是一个充满压迫和被压迫的权力斗争过程。身体并非单一的肉体存在，而是“被话语(discourse)建构成了‘真正’的身体”(Silverman 32)。实际上，身体的一切过程，包括性别、功能、姿势等都是由社会和文化话语所制约的，“在话语中存在的身体的意义决定了身体的物质属性”(Dallery 59)。对身体的惩罚性标记俯拾皆是，例如奥夫弗雷德在惩戒墙上看到两具尸体，上面用红色标记出一个大写字母J，她虽然知道“这个字母并不代表犹太人(Jewish)”，但除此之外她“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200)。奥夫弗雷德作为底层的使女不能读懂被书写的身体，她们象征性地丧失了自己的身体，更没有解读身体的权利，这是对主体规训的绝对化表现。在小说中，所有人的身体不再为私人所有，而是国家的公共财产。使女们发挥“会行走的子宫”的角色，而男人们“也是性机器，除此之外什么也算不上”(144)，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执行神权政府繁衍人口的政策。在定期的授精仪式上，就连居于社会上层的信仰司令官也心不在焉，“游离于身体之外”(160)。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19世纪以来，身体暴力逐渐温和，演变为囚禁、集中营、劳教等形式，以生产“温顺的身体”(Discipline 135)。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也强调了身体的非暴力书写，她尤其强调对身体的文本标志和符号管理，例如对制服和时装的使用。作者精心想象了一个极权社会，在这里，严密的社会等级秩序通过制服对身体进行象征书写，使身体成为符号语义学构建的产物。小说中每个社会阶层、每种职业都有特定的制服，用不同的颜色、图案和款式代表其地位和职能。正如文化研究哲学家史文德森(Lars Svedsen)所说，“极权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趋势是，所有公民必须身着制服”，这样权力就得到彻底的可视化执行(34)。在《使女的故事》中，通过制服的颜色分类，身份政治和阶级分类被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这样权力话语就在身体上被可视化了。比如，司令官阶层一律身着代表权威的黑服，连伞和轿车都是黑色。在“挽救仪式”上，挽救者也身穿黑袍，头戴黑帽，执行生死大权。身着绿制服的信仰卫兵们负责“维持日常秩序并执行其他勤务”(20)，因为绿色象征社会职能角色。女人中社会地位最高的司令官夫人阶层身穿蓝色，如同服务工一般。根据基列共和国的身体符号学法令，信仰司令和夫人的女儿在婚前必须穿白衣、蒙白纱，以示和其他女人的区别。负责监管使女的嬷嬷们则身着棕色，她们是唯一拥有读书权利的女人。作为底层男人的配偶，经济太太们负责所有护理和生育职能，因此她们的着装包括红、蓝、绿多种，以显示其多重角色。显然，基列共和国的政权针对身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基于不同颜色的符号学的身体书写机制，这是对身体的话语书写和定义，用颜色的象征意义对身体和主体加以限定，通过可视化的操作对身体进行文化语义学标记，是比中世纪身体暴力更温和的一种规训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阿特伍德小说中身体、服装和权力的深层社会意义和文化符号学内涵，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学术关注。不过，库恩(Cynthia G.Kuhn)在她的专著中对此做出了探索，她认为阿特伍德让“身体充当了灵魂的外衣，用这一经典的后现代主义框架来显示主体性、表征、声音、性别和文化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144)。阿特伍德小说同样关注和制服相对的时装所发挥的文化作用。格罗尔斯认为，时装是“反乌托邦的(anti-utopian)，也是反极权的”(qtd.in Svedsen 34)，因而在小说中是被绝对禁止的。小说中所有代表自由和选择的服装全部成为违禁品，“所有石灰绿、红色、紫色的丝绸、尼龙和假冒的毛皮、黑色绸缎、金色的线织物、比基尼短裤、透明胸罩”等都被扔进大火焚毁(230)，电视镜头中还有生产商和进口商因为进行违禁时装贸易而被示众，他们“头顶尖帽，上面用红字写着‘耻辱’两字”(230)。显然，在小说中服装是权力的外衣，它起到了对身体进行约束和定位的作用，使得权力可视化。服装与囚禁这一社会隔离手段不同，因为制服在围墙之外用可见的形式将穿制服的人与他人隔绝，这种无形的隔离显然依赖于对身体高效的符号书写和划分。这样空间监禁的传统惩罚模式就被不知不觉地隐藏起来，用可视化的身体规范和分类模式取代了空间约束，用统一的外在标准化审美价值取代了福柯所说的“全景监狱模式”(Panopticon)。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