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体的权力力学机制 自柏拉图以降，西方传统思想中由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灵魂重于肉体，而肉体被视为可以随时抛弃的累赘。但是现代社会中，身体逐渐成为身份的展台。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身体已经取代灵魂在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和角色”(130)。在《使女的故事》中，身体和身份在等级制度下得到了完美的掌控，还发展了一套和身体规训相配套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用以约束所有人的日常起居和行为。控制身体和控制灵魂一样重要，基列共和国的日常事务就是规训身体。身体被确立为一种需要特别关注的东西，被理解为一种可塑性很强的、需不断加以改变以使之适应新规范的东西。福柯指出，人类自古典时代起就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Discipline 136)，身体与技术的政治学的结合使统治者可以塑造“驯顺的肉体”(135)。当代人类的知识与控制已成为一种政治性的“身体科技”，更重要的是，对身体的规训控制不仅仅在于对身体的限制，而且在于对身体“执行细微的胁迫，甚至到了机械的水平，包括身体的运动、姿势、态度和速度”(137)。权力的执行形式表现为一种有效率的“作用于身体之上的威吓式政策”(138)。福柯把这种对身体的规训称为“政治解剖学”(political anatomy)或“权力的力学机制”(mechanics of power)，①它可以使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操控身体。 在《使女的故事》中，对身体的“权力的力学机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执行。神权政权对身体姿势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同的场合配合不同的体姿，不同的体姿则体现不同的教育和规劝目的。纪律规定了肉体与其操纵的对象之间的每一种关系，这种“权力的力学机制”首先和建筑的“功能场所”角色相结合(Discipline 143)。例如，信仰司令官的“坐落室”(Sitting Room)完美贯彻了纪律的空间分配艺术。这里本属于实用的多功能空间，“本来应该叫画室，后来却叫起居室，再后来叫休息室，或许它就是间画廊，里面到处是蜘蛛和苍蝇。但现在它的官方名字是坐落室。”坐落室的功能按其字面意义被严格限定：“这间屋子确实是让人坐的。当然是对某些人而言。对另一些人来说，只有站立的空间。此时此地，站姿至关重要，因为肉体上的细微不适能起到教诲的作用”(Atwood,Handmaid's Tale 79)。显然，纪律空间和身体规训被职能化了，这种建筑学的“权力力学机制”体现了福柯所说的“功能场所原则”(functional-sites principle)，也就是“对一个规训场所按照多种不同的用途进行构造”的原则(Discipline 143)。建筑空间的构造既能够保证了身体权力的实施，又具有等级空间的实际功用，“既确保了每个人的顺从，又保证了一种事件和姿态的更佳使用”(167)。在起居室里，奥夫弗雷德幻想自己能够随意摆布室内的小玩意儿，这样就可以让她“有一种权力拥有感”，但她发现这“充其量只是想入非非，而且过于冒险”。她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双手交叉放在膝上，大腿并拢，脚后跟折起垫在臀下，挺直身体，低着头……”(81)这种姿势被规定为日常规范，使女们必须学会永远遵守对身体各部位姿势的限定，成为福柯所说的“习惯的自动体(automatism of habit)”(Discipline 135)，最终把身体转变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傀儡或者小规模的权力模型”(136)。这种对身体姿势的规范化裁决是基列共和国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的一部分，充分展现出福柯所说的“政治解剖学”原则。身体一旦成为“习惯的自动体”，就会丧失支配权，因而使女们感到和自己身体隔离开来，身体成为陌生的外物而使主体本身无能为力。奥夫弗雷德发现，“仅仅是取下沉重的白色双翼头巾和面纱，仅仅是用手触一下自己的头发，就是一种难得的奢想”(62)。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 我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裸身感到陌生。我的身体似乎已陈旧过时。我真的曾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呆过吗?千真万确，毫无顾忌，就在男人们中间，一点也不在意我的两腿、双臂、大腿和后背袒露无遗，完全暴露在众目之下。……我避免往下看自己的身体，并非因为觉得它不知羞耻或厚颜下作，而是因为我不想看。我不想看如此完全彻底地影响决定我自身的东西。(63) 的确，在福柯的规训控制中，身体完全丧失了自由，必须和权力相一致，必须建立“身体和某种态度的最佳联系”。“习惯自动体”的培养实际上就是规训身体的时间性，而对身体的“正确”使用就意味着对时间的正确使用。换句话说，身体的节奏和速度都必须符合权力的严格规范，一个“温顺的身体是一种有效的姿势的前提”(Discipline 152)。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描写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身体作为“习惯的自动体”完全没有了主体自由，时间对身体速度和节奏的约束十分严苛。作者对“授精仪式”中司令官的动作描写充满了反讽。司令官趴在乔伊身上，“用四二拍的进行曲速度动作着，像滴水不断的水龙头”，但“既没有快感，也没有痛苦”(94)。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对身体的管制和驯服甚至具体到对活动的掌控，它要求身体必须能够建立一种规律、一种节奏，并且能够“调节重复的周期”(Discipline 149)，并要求身体能够达到一种“精准的程度”，从而“按照时间指令(temporal imperatives)来调整身体”(151)。在《使女的故事》中，身体的一切行为和动作都必须符合规范化要求，必须严格遵守有关人口繁殖的各项规定。使女们每个月“诚惶诚恐地时刻关注自己的血，因为一旦来了，那就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没能够达到他者的期望”(73)。这或许是对福柯所说的那种“行为的解剖—时间性模式”(anatomochronological schema of behaviour)的极端化执行(Discipline 152)。身体的生理性规律必须和社会的节律性模式相一致，否则就意味着个体的失败。不过，奥夫弗雷德能够通过保持对身体的幻想做出反抗，她想象自己的身体“就是一片暗藏危险的土地，是我自己的领土”。她努力保持自己的记忆，希望不忘记对自己身体的主权。每当夜晚，她就会“陷入到我的身体内部，就像陷入到一块沼泽地或湿地，而只有我才知道在哪里落脚”。她回想到了以前，此时的她能够“把我的身体当作一个带来快乐的工具、一种交通方式，或是实现我自己意志的执行工具”(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