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时，与改革开放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师徒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师徒已经在精神世界分道扬镳：以精英文化为背景、拥有大学生身份的徒弟，和以大众文化为底色、用经验维系权威的师傅之间，三观上产生裂隙，构成了文本中巨大的戏剧张力。这时，综合了师生传承、武侠门派和父子伦理的师徒关系，在工作关系、道德忠诚和长幼情感的交集中旋转，并不断表达着从技术权威、生活权威蔓延到精神权威的心理需求。以保护和支撑为外在表现的“父子伦理”的变形，在渴望独立精神的徒弟那里，遭到了严重的反弹。这是在“父”以外的精神依赖和压抑，这一关系的提取和发现，为先锋书写提供了宽敞的空间，为诗意的充盈和饱满找到了土地。 《完美的焊缝》中的郭志强一出场就是告发师傅的“内鬼”候选人，正是由于他对师傅坚固的“规矩”深恶痛绝，对带着僵化腐朽气息的师尊无比蔑视，对过生日、陪打牌、偷拿厂里物资救师弟女儿等一系列做法坚决不从，因此成为一个既有师徒体系中的另类。《黑眼睛》中的骆北风在暴风雪夜里救下因巡检设备冻晕的徒弟欧阳炜，并按照省工人报社和厂建设指挥部的要求，杜撰了一出英雄勇斗阴谋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坏分子的神剧，通过自我“污名化”实现了对徒弟也是恋人的成全。命运的分野被历史巨变放大，当骆北风的名声、遭遇、情绪都以自由落体的速度跌入低谷的时候，欧阳炜逐渐地却又是轻快地忘记真相，一时间，良知缺席、谎言篡位、拒绝救赎，在世俗生活的磨损中，欧阳炜对师傅从依恋感恩变成两不相欠，变成“怒其不争”、无比嫌弃，最终陌路。骆北风则是极其主动地把青春、事业、生活、名誉一起撕碎了，扔到呼啸凛冽的北风中。由此可见，《黑眼睛》中的师傅与徒弟，并不因为情节的走向而趋于简单的二元对立，相反，一直在进行着精神辩论、影响着彼此命运的他们，几乎是同时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希望和光明。更为荒诞的是，他们连基本的师徒都没有做到。小说中的徒弟们或因志不在此，或因个人恩怨，都没成为传承衣钵的接班人；而师傅们不但在对徒弟的技术帮带上乏善可陈，也没有完成对徒弟的思想启蒙，他们或奔放自我、或传统懦弱的价值观遭到了“徒弟”的集体反动。 当然，师徒只是作者观察人情、思考世界的视角，并不是他叙述和表达的终点。刘建东显然具有清晰的整体意识，尽管他对象征和视角情有独钟，但情节逻辑和人物命运始终主宰着小说的方向，在人物及其关系不断荒诞化的过程中，师徒的价值认同裂缝不断加宽，精神对话演变为精神辩论，支撑着悠远的抒情和苍凉的诗意。 放弃技术传习的“顺”，突出精神独立的“逆”，把“顺从”的逻辑讲成“拒绝”的故事，是《黑眼睛》的精华所在。无论是郭志强遵循内心、渴望正义的叛逆，还是欧阳炜颠倒黑白、欺世盗名的叛逆；师徒关系与师徒话语的重构，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它呈现了师徒关系内在逻辑的悖论，展示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深入的思考，为悲剧命运的沉重抒情和咏叹的同时，又增添了哲理的光芒。而对于这种因世界遗弃带来的高贵的孤独，对于自由、正义的坚守，对于自私、懦弱的唾弃，都在文本中显露出来。也正是如此，刘建东的作品自幽微处来，却能行大方之气；从黑暗处观，却能给人光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