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对抗概念化的创作策略，“陌生化”经常在一些场合被提及，这个理论也时常出现在文学批评界的著述中。“陌生化”文艺思潮自俄国问世至今已有百年，影响深远可见一斑。
    关于“陌生化”，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谈到，对于熟悉的事物，我们的感觉趋于麻木，仅仅是机械地应付它们，艺术就是要克服这种知觉的自动化，艺术的存在是为了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感受。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什克洛夫斯基在晚年撰写《散文理论》一书时，又专门利用一节的篇幅，对“陌生化”进行了反思和重解，这时他所说的“陌生化”，已经不再是早期唯形式的“陌生化”，而是向其中注入了意义，成为反映现实生活的“陌生化”。他说：陌生化——不仅仅是新视角。它是对新的、从而也是充满阳光的世界的幻想。
    在贯彻陌生化/自动化对立的过程中，作家的想象力得到解放，不再沉醉于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摹写，作品的叙事向度因此具有了多重可能性，读者也获得了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感受到了复杂的社会情感和多样的现实“温度”。
    新奇的艺术感受是陌生化的基础，而超常的语言关系是陌生化的表现形式。为了达到陌生化的效果，作家需要对语言进行独创性地运用，突破、超越各种规范。陌生新奇的形式往往可能导致新的风格的产生。
    以贾若萱的《好运气》为例。关于语言，贾若萱在一次访谈中说，小说语言不要落入俗套，要有爆发力，看似平静，实际暗流汹涌。她对小说语言的理解与“陌生化”高度相关。作品中，我们得到的基本印象是，作者语言风格冷峻，对日常生活也非常敏感。小说围绕回乡为祖父迁坟展开叙事，但小说的家庭矛盾和伦理冲突要追溯到“我”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小说的隐含叙事者“我”是大学毕业后二十八岁还没有上班的啃老族。“我”的爸爸有家暴前科，妈妈不堪忍受净身出户。“我”从此没有再见到妈妈。爸爸靠倒腾医疗器械发了财，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妈妈也找了一个公务员重新组建家庭。爸爸则放荡不羁，现在的女朋友是一个大学生。
    为爷爷迁坟，爸爸回乡，有机会跟妈妈见面。但曾经的一家人相见，亲情并没有如期而至。在妈妈家里，第一次见到同母异父的弟弟李尧时，“我”没有用弟弟称谓他，而是“她另一个儿子”。这样的语言，多少让读者感到错愕。爸爸妈妈刚见面的时候，则是“‘好久不见’。爸爸对妈妈说，‘你老公呢？’”从家庭伦理角度来看，这一句简单的对话完全突破了读者的想象，造成强烈的伦理错位。这些偏离、变形、夸张的陌生化语言，寥寥数语，即可凸显作者的叙事张力。
    《好运气》的陌生化手法还体现在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和对比喻的精彩运用上。爸爸想在妈妈面前重塑形象，但他显摆的只有他的好运气，他现在的富足，还有他获得的二十出头的桃桃的“真爱”。他微妙的心理遭到了妈妈的反感。人物的异化与亲情最终形成对立。因为有钱，还纵容“我”在家啃老，这与传统的父亲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这个陌生化的爸爸和他扭曲的观念，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源。他本以为有钱后就没有烦恼，可他的烦恼永远都在。当爸爸妈妈发生争吵时，我坐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呼吸像翻涌的海浪包围我”。昔日完整的家庭，已成这种面目。爸爸的“女朋友”桃桃背叛了他，就在爸爸妈妈争吵的时候，桃桃在杂货间搂住了李尧的脖子，“她的左腿勾在他腰上，像一根干净的绳子”。桃桃也曾试图勾引“我”。这几句话，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修辞的创造性的积极意义，也让读者看到了“我”的复杂感受。
    生在这样“好运气”的家庭，“我”产生了极端失望、甚至想离家寻找自己新生活的冲动。“我”感觉的现实生活的温度是冰冷的。在上述陌生化的叙事语言背后，这样的情绪水到渠成。
    传递现实“温度”，蒋一谈的《发生》也是通过“陌生化”的手法实现的。小说文本的陌生化，就《发生》而言，最大的收获还不在语言，而在于叙事角度的差异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
    “陌生化”理论有两个影响广泛的概念，即“故事”和“情节”。“故事”是作者所遇到的素材,也就是事件编年顺序，“情节”是指事件在叙述中实际呈现的顺序和方法。作为素材的一连串事件即“故事”变成小说的“情节”时，必须经过创造性变形，才可能具有陌生新奇的面貌。
    《发生》的小说素材，即“故事”，有豆瓣胡同的拆迁，有老伴去世女儿出嫁的六十九岁空巢老人“他”的日常生活。还有女孩夏天在豆瓣胡同的艺术活动。将前两个“故事”作为“情节”植入到了夏天在豆瓣胡同的艺术活动中去，是作者富有想象力的大胆尝试。
    作品中，夏天想把烟囱的记忆留在每一户人家心里。当她拿着红砖和胡同口已经被拆除的大烟囱的照片进入“他”家时，“他”的生活从此改变。夏天，或者说夏天的艺术活动点亮了“他”孤独的生活。冰冷的现实，从此变得有了温度。“他”参与到夏天的名为“青苹果”的艺术活动，在胡同后面即将被拆除的寺庙里扮演一个和尚。“他”以这种方式意想不到地融入到了社会。与人互动时，看到别人开心，他也获得了快乐。在“他”参与夏天的灯光装置艺术时，起初以为这个艺术活动就是为胡同里的路人照明，他想买一些彩色灯泡挂在胡同里，路人可以得到光亮，夜晚也会显得有活力。他很兴奋，暗暗佩服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当“他”理解了这个艺术活动的内涵，看到路人踩在用发光电线和感应液体设置的地面上发出尖叫，转而不停惊叹时，“他”冰冷的内心彻底打开了。“他”在夏天的鼓励下，也走进了这个灯光艺术装置里，“他的身体异常轻盈”，“内心感慨不已：自己只是一个退休工人，想不到会和艺术扯上关系，真是不可思议……”
    作家内心的温度，经过“陌生化”的手法，成了小说文本中现实的温度，也让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作品的叙事向度，没有走向人性反思和现实批判，而是走向了对孤独灵魂的安慰。
    关于陌生化的小说情节，晚年的什克洛夫斯基重新修正观点时说，它不再是为了造成读者感觉延宕的情节，而是为了读者重新审视生活的一种方式。小说的结尾，“他”在梦乡见到了自己的妻子，这多少会让一些读者感到疑惑：如此明亮的情节，因为缺乏反思和批判力度，是否会削弱小说的审美价值？借什克洛夫斯基所言，你是否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审视生活？小说的终极表达一定会指向反思或者批判吗？现阶段的文学，积极浪漫主义是否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这都是另外的话题了。但在作品中，蒋一谈的“陌生化”手法提示读者，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眼光看世界，发现不同侧面的人和事，以及不一样的情感。
    从《好运气》，到《发生》，在另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了更加复杂的人格，更加丰富的情感，也感受到了从冰冷到温暖的现实“温度”，这，也许就是在“陌生化”理论的指引下，作品的形式美感之外，读者的又一个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