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季栋梁用一个雕刻家般的细致和精准书写了农村进城者在城市里的种种生之艰难。这些生活在种种悲剧里的人物，却全都活得努力、认真，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懂得如何苦中作乐、自得其乐。这样的生活态度抚慰了读者的心灵，也让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更加开阔、温暖。 如果说季栋梁的《上庄记》反映的是中国偏远落后乡村的贫困与破败，坚守在那里的人举步维艰的困境，那么，《锦绣记》则把关注的目光移了出来，它关注的是那些走出“上庄”，试图寻找新生活可能性的人的困境。从上庄到锦绣，从坚守到出走，季栋梁只是改换了关注的视角，其关注点依然是那些他熟悉的乡村人。作品用两条既平行又交织的线索讲述了两代人的进城故事，两个故事在时间上相互嵌合，既巧妙地勾勒出了锦绣的过往与现在，又串联起众多的人物，描绘出锦绣的庞大繁杂。 《锦绣记》中银娥的故事总让人联想起路遥的名作《人生》，与巧珍不同，银娥在经历了悲痛之后选择了出走，这在上世纪70年代末无疑是一个极其大胆的举动，而银娥的大胆还表现在她选择的同行对象上。贾兆春是村里地主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低人一等”的。应该说，此时的银娥只知道贾兆春偷偷暗恋着她，并不了解他的优秀，她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贾兆春为了生活整日四处闯荡、奔波，见多识广，在当时的乡村是惟一一个可以、有能力带她离开的人，而当时的贾兆春为情势所迫也正处在走投无路的关头。辗转县城、省城，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叫锦绣的地方，在好心的养猪场场长的帮助下安顿下来。直到此时，银娥心心念念的还是只有胡红旗，因为放不下，所以她不许贾兆春提。在这种磕磕碰碰中，贾兆春渐渐成了她新的依靠。 银娥和贾兆春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幸福生活之后，她的不幸开始了。贾兆春因一时不忿杀死了几个在当地作恶多端的地痞，而这不过是银娥一生所有不幸的开端。送走贾兆春之后，她选择了回归，但故乡农村已发生了变化：包产到户时没有留她的地，把她当失踪人口处理了；家里也没了她的位置。无奈之下，她又回到了锦绣，只带回了儿子，把女儿留在了农村——这也为之后的母女矛盾埋下了隐患。后来的银娥又组建了两次家庭，但每次都有各自的不幸。命运似乎总和她过不去，银娥的一生，用女性的坚韧与坚忍独自撑起了几欲倾倒的家。正如《百年孤独》不能没有乌尔拉苏，《锦绣记》也不能没有银娥。 作品的另一条线索是讲述者“我”的故事。“我”是新时代的大学生，凭借知识和学历从偏远落后的乡村走出来，毕业之后一直混迹于城市，后来租住在锦绣，历经毕业、失业、工作、创业，在此过程中结识了银娥。“我”这个角色串起了一大批进城务工者：老顾、老杜、马胜、月梅、尚秀梅等，组成了一幅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百态图，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事着五花八门的职业，各有各的辛酸。 “我”这个叙述者大学生身份的设定，进一步显示了作家创作这部作品的雄心壮志：不仅要书写普通的农民工，还要书写通过上学走进城市的乡村子弟的生存困境。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我”不同于老顾、老杜等人，但是，在社会的转型期，大学生身份曾经的耀眼光环已然暗淡无光，在城市里，“我”只是一个无根的漂泊者，既没有人脉资源为家乡的人“办事”，也无颜回乡。作家表达了他的社会学思考：从坚守到出走，不论以何种方式从“上庄”走出，走出之后的路在哪里？对于这样的问题，季栋梁给出了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答案。从“我”一出场开始，季栋梁就为他安排了潜在的出路。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生，“我”始终做着作家的梦，那篇名为《风是沙的路》的小说最终成为“我”撬动城市的杠杆，帮助“我”成功敲开了城市的大门。由此可见季栋梁对文学力量的偏爱与执著。这样的处理方式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奏效，我们无法断言，但它却为作品注入了一股暖意。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季栋梁用一个雕刻家般的细致和精准书写了农村进城者在城市里的种种生之艰难。那种走出来却又回不去的无奈、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乡村的凋敝与破败，凡此种种，无不令读者心酸气闷。但是，这些生活在种种悲剧里的人物，却全都活得努力、认真，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再苦再难喝场小酒继续往前，懂得如何苦中作乐、自得其乐。这样的生活态度抚慰了读者的心灵，也让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更加开阔、温暖。作品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有钱的老板花钱雇人去市政府门前上访，老顾到那里一看，那个老板正是当年欠他工钱还要找人打他的人，于是他便回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反正我不挣他这五十（块钱），穷不死我，给他狗日的上访，人总得活个骨气不是？”于是老耿调侃他这骨气是“狗跟骨头生气”。正是这种看得开、想得开、还有点阿Q精神的生活态度，才令他们在种种艰辛面前也过得有滋有味。这些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赫拉巴尔称之为“底层的珍珠”，他们勤劳、善良、淳朴，屡经生活的磨难，却总能笑着面对，他们都很卑微，却又像金子一般闪光，他们悲喜人生故事冷峻的底色上泛着一抹暖色，让我们感动。 在这些众多的“底层珍珠”中，作家倾注最多笔力的还是以银娥、尚秀梅为代表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告诉我们：在一个个家庭中，真正支撑起家的大厦的，往往不是孔武有力的男人，而是那些看似柔弱的女人。对比一下失去丈夫的银娥与妻子离家出走的孙连，我们就会明白。送走贾兆春之后，重新返回锦绣的银娥操起了丈夫生前的职业——一个温柔秀气的女人干起了杀猪的活！而孙连进城寻找出走的妻子，半年无果，遇到银娥之后一吐心中之块磊，“说着就落泪了，一落泪就收拾不住，银娥把毛巾递给他，他越发伤心，最后哭得哇哇的”，连银娥都气得骂他没出息。如果不是遇到了银娥，孙连极可能就会走到一条绝路上去了，也正是因此，在30年的时间里，肖长福一直离不开银娥。作品最后对胡红旗凄惨结局的交代，在更深的层次强调了银娥这样的女性人物对于一个家的重要性：离开了银娥，一心奔前程的胡红旗连最基本的家都没有了。 同样，作品中“我”后来工作、生活等方面所发生的种种改变，都和遇到尚秀梅有关，如果不是她的鞭策、鼓励，“我”可能会一直在得过且过的自足之路上迷茫下去。 我相信，生活中绝不缺少银娥这样的女人，她们端庄漂亮、秀气温柔，看似柔弱，但当面对坎坷与苦难时，所迸发出的生命力的顽强却远远超过看似刚强的男人。自五四以降，作家往往把女性人物置于诸如妇女解放、社会建设等“宏大叙事”或家族叙事中，季栋梁在塑造银娥这一人物形象时却并没有突出时代巨变、社会转型等之类的大背景，她就是生活于我们这个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通女性形象，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可歌可泣，我们与之擦肩而过却不识，但在文学上她却是“典型人物”，她丰富了当代文学史的女性人物画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