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汉诗的本土性问题，既涉及到21世纪汉语诗歌的基本走向，也涉及到强化中国文化自信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完全颠覆传统汉语文化及其所承载的汉语智慧与诗性文明，也不能故步自封，而应该超越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和西方现代诗学传统，重建现代汉诗的汉语智慧与现代性，以健康的民族心态与世界文化进行对话。对于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说，他的成就最终体现于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贡献。一个伟大的汉语诗人，必然在汉语诗意的激活、挖掘与拓展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惟有伟大的继承者才能成为伟大的开拓者。
    近年中国当代汉诗的创作实绩不断被西方诗歌大奖和诗歌节所认可，中西方世界诗人的交流日益繁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诗歌正在有效地融入世界诗坛的格局之中。但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确实是根深蒂固的，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保守与激进，对立的声音不断地进行拉锯战。当我们把眼光凝聚到诗歌本体元素的时候，就又回到了诗歌的常识和原点——汉诗的汉语性，即汉诗的本土性最基本的元素。
    “汉诗的本土性”这一概念有别于流行的“本土化”，因为“本土化”是对当代汉诗发展的误读。很多人误以为中国新诗完全是西化的东西，应该在移植过程中“化”为中国本土，“本土化”是一个过程。我们应该澄清现代汉诗的“西方移植说”，研究思路从“本土化”转向“本土性”。“本土性”强调汉诗的汉语诗性智慧及汉语所承载的汉语文化体验，此乃为汉诗新诗寻根。而事实上，中国新诗之初受庞德的意象诗影响，而美国意象诗却是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启发而成。西方语言学家哲学家如索绪尔（F.Saussure）、范尼洛萨（E.Fenollosa）、德里达（J. Derrida）、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深深赞叹汉语文字的诗性功能。汉诗与西诗具有思维的同构性，而且汉语具有更加丰富的诗性智慧。
    “当代汉诗的本土性反思与实践”这一话题的提出，是回眸百年中国新诗史的必然结果。汉诗的“本土性”虽然包括汉诗的“本土性经验”，但是，仅仅谈论经验本身并不是艺术。因此，汉诗的“本土性”主要是指基于汉语诗歌载体——汉语的诗性智慧以及所承载的母语文化精神。其逻辑起点是汉语的诗性智慧。
    中国新诗自从诞生之日，白话语言便与古典汉语隔断，脱离了传统中国文化的载体——古典汉语，白话诗极力主张彻底告别古典汉语文化，离开汉语诗学传统之源，走上了脱离汉语母体的不归路。接着是30年代的特定环境，诗歌走向“大众化”风格。40年代西南联大诗群在艰苦卓绝之中使现代诗向高峰迈进日子并不长久，50年代文学语言转型为苏联式的政论风格。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上半期的朦胧诗刚刚走向正轨，又遭到了第三代诗人的反叛，诗歌语言遭到肆意扭曲，盛行的思潮是反崇高、反文化、反美学、反诗学、否定理性论，无限张扬自我，根本就没有沉下来思索汉诗何为汉诗，于是汉语诗歌的载体——汉语以及诗歌本体被搁置。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他们盲从历史进化论，唯先锋是瞻，并以此为时髦。求新求怪的“伪后现代主义诗歌”，遭遇到商业大潮，于是策略化写作、平面化写作、欲望化写作、宣泄式写作、炫技性写作流行起来，沦为“当代诗歌的乡镇作坊”。在这种诗歌环境下，重新思考当代汉诗的本土性，就显得十分重要。
    近年来关于文化界的本土性话题在海外文学艺术、比较文学、美学、社会学等领域方兴未艾，而在作为民族文化重要载体的汉语诗歌的本土性反思，却显得冷寂得多。海外汉学家刘若愚、叶维廉、程抱一分别在著作《中国诗学》《中国诗学》《中国诗画语言研究》中论述了中国诗学思想和诗歌语言，但没有涉及清晰的“本土性”意识。关于当代汉诗的本土性反思，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郑敏、任洪渊、姜耕玉、傅天虹、洛夫等学者和诗人已经意识到，并做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我们有必要对他们对于当代汉诗本土性的反思成果进行梳理和研究，提炼出可资借鉴的传统诗学元素。
    郑敏在西方解构主义文论中重新发现了汉语的诗意价值。她较早意识到新诗与古典汉语断裂带来的巨大后果。《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一发表就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她率先指出了20世纪语言的一次断裂与两次转变。白话文先驱胡适、陈独秀等人的五四运动虽是成功的政治运动，但是在文化上因为拒绝古典文学传统，与古典汉语和古典文学断裂，使中国新诗成为无根的移植，留下了巨大隐患。从此，郑敏紧紧围绕汉语话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语言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功能与诗意价值》（《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论述了汉语的文化涵蕴、汉语的动感、汉语的富有感性魅力、汉语与诗的密切关系。《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追溯新诗的诞生与发展，紧紧围绕新诗的语言问题，考察了新诗史上与古典诗学语言触目惊心的断裂现象。然后，她对古典诗学进行了考古学研究，在《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文艺研究》1998第4期）、《关于中国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诗探索》2002年第1期）、《我的几点意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2期）等著名文章中，挖掘了传统诗学资源中具有生命力的基因性的元素。
    如果说郑敏是在解构主义文论中重新发现汉语的诗意价值，那么任洪渊则是在后现代语言哲学与汉语智慧的通约中，试图重新建立汉语的主体。他的汉语文化诗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著作《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和《汉语红移：多文体书写的汉语文化哲学》中。任洪渊在西方“语言转向”中重新发现了汉语智慧，以汉语改写西方文化诸神，并且在罗兰·巴特、德里达之间寻求融通，罗兰·巴特写作理论中的“零”和符号的“空”、德里达写作理论中的“无”，与古代老庄诗性文化中的“无名”、“无言”，具有内在的同构性，他通过汉语与梵语、拉丁语的相遇，以诗性之笔启悟出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任洪渊独具匠心地论述了词语的器官化和器官化的词语，通过“词语红移”，在语言的复写/改写，阅读与书写之中，呼唤“主语的诞生”，建构汉语的主体性。
    姜耕玉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即开始思考新诗语言形式。其著作《汉语智慧：新诗形式批评》正面研究汉语的诗性特征，重新认识新诗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过程中追认母语的探索精神，呼唤汉语诗性智慧。《论二十世纪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切入百年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艺术的本性。姜耕玉将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诗歌纳入参照系统，论述了“创世纪诗社”倡导的“新民族之诗型”和洛夫的“约制超现实主义”，很有启发意义。他对当下诗坛提出了几点极富启发性的意见：确立新诗的本体意识，实现汉语诗意把握人生存在的最高可能性，加强诗意语言的自律，正确对待解构思维与母语的批评方式，现代汉语诗歌在多元化的自由竞争中发展，等等。《论新诗的语言意识与汉语诗性智慧》（《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指出汉语意识的强化与自觉是21世纪汉诗的发展之路，他在现代性与汉语性相统一的基点上，从诗歌文本结构的整体形态及其艺术价值的全面了解中，充分挖掘汉语诗性智慧。《寻找：新诗体文本与母语的批评方式》（《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论新诗的文本意识与形式重建》（《诗刊》1998年第2期）、《新诗的汉语诗性传统失落考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都聚焦于汉语诗性智慧来对新诗本体进行深入研究。
    久居香港的诗人、学者傅天虹回到大陆后，一直关注汉语诗歌的理论发展。他从新诗的命名方面，重新指认新诗的汉语特质。他力倡以“汉语新诗”概念代替笼统的“新诗”概念。他发表了《对“汉语新诗”概念的几点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论“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与美学价值》（《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另寻天涯：汉语新诗的“漂木”——论洛夫的“天涯美学”》（《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等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汉语新诗”概念是针对两岸及港澳自说自话的诗歌史写作及其背后有所偏隘的文化理念而提出的，而提出重新发现“汉语”，亦即对“汉语新诗”的语言学基础的重新确认，是对其主体性的重建。“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呈现了汉语诗歌界的“沟通”意义与融合共生的美学价值。
    久居台湾的洛夫诗学道路尤其值得关注。1954年，他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并任总编辑二十余年，开创了中国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新时代。他作为中国诗坛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极其先锋的现代主义色彩被诗歌界誉为“诗魔”。但是，自《魔歌》以后，风格渐渐转变，由繁复趋于简洁，由激动趋于静观，师承古典而落实生活，成熟之艺术已臻虚实相生，动静皆宜之境地。他的诗直探万物之本质，穷究生命之意义，且对中国文字锤炼有功。他主持的《创世纪》亦主张融合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以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现代汉诗的诗学体系。方明主编《大河的对话：洛夫访谈录》（台湾：兰台出版社2010年4月）和张默主编《大河的雄辩：洛夫诗作评论集》（台湾：创世纪诗社2008年10月）分别显示出洛夫的诗学思考与创作转型特征。
    郑敏、任洪渊、姜耕玉、傅天虹、洛夫分别处于不同地区，他们共同关注汉诗的本土性建构，在不同的汉诗空间中形成了一种合力。他们关于汉诗的本土性思考迫切需要我们去整合，促使我们提炼出可资借鉴的传统诗学元素，构建现代汉诗本土性的“潜传统”，为修复断裂了的汉诗诗学传统提供理论支持。这一条“潜传统”可以作为汉诗发展的参照，并且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汉诗创作的实践中实现本土性，如何在本土性的汉诗创作实践中凝练出当代汉诗发展的有效路径。
    如果我们聚焦于两大诗群——大陆的本土性创作诗群和80年代以后陆续去国的诗人群——便会构画出现代汉诗富有本土性的一个“潜传统”，恰好呼应了汉诗本土性的理论反思。大陆的本土性创作诗群主要是由柏桦、陈先发、雷平阳、李少君、潘维、杨健、飞廉、袁行安等构成的序列，他们出生时间分布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他们在中国经验的表达与本土性审美风范方面，具有清晰的辨识度和方向感，构成了一条绵延的河流。而80年代以后陆续去国的诗人群，如北岛、多多、杨炼、严力、李笠等人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家国”书写，包括中国经验的书写、中国文化意象的描绘和汉语母语的自觉。“去国”诗人这一特殊群体，由于处于异质文化环境之中，他们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念认同、文化认同和语言认同，都具有更为丰富的辨析空间。他们的创作现象对于考察汉诗的本土性，也富有参照意义。
    当代汉诗的本土性问题，既涉及到21世纪汉语诗歌的基本走向，也涉及到强化中国文化自信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完全颠覆传统汉语文化及其所承载的汉语智慧与诗性文明，也不能故步自封，而应该超越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和西方现代诗学传统，重建现代汉诗的汉语智慧与现代性，以健康的民族心态与世界文化进行对话。对于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说，他的成就最终体现于自己民族语言的贡献。一个伟大的汉语诗人，必然在汉语诗意的激活、挖掘与拓展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惟有伟大的继承者才能成为伟大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