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文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党对“为人民谋幸福”这一“初心”的殷切呼唤，文学艺术事业的“人民”语境形成，也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为文艺事业营造了以“人民”为中心话语的政治文化环境。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不仅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更明确提出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艺讲话，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了它的人民性质，当代文学史开启了“人民文学”复兴的时代。
    自从1949年召开第一次文代会以来，“人民文学”几乎就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代名词，产生了一批以讴歌人民革命的历史和塑造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革命英雄人物及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成果，以“红色经典”之名载入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史册。新时期之后，一些文学创造群体更热衷五四“人的文学”传统的回归，“人民文学”的意识则相对的淡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号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且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热爱人民”等三个方面对这一导向做了具体说明，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本位的政治思想的弘扬，同时也是从理论上对“人民文艺”思想传统的继续。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的又一次由党的最高领导人对文艺工作所作的系统的理论思考和公开阐述，由于它是在执政党面临新的历史任务的条件下来处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的，因而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不仅有继承，还有发展。讲话的重要意义在党的十九大以后更加突显，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撑力量，而文艺是民族文化当中最能深入人心因而最有影响力的部分。将文艺事业与实现中国梦相联系，是文艺进入新时代的信号与标志。可以断言，在文学新时代，文艺的组织化生产将重新发挥力量，其结果是与人的文学并行不悖，人民文学有望出现新的繁荣局面。
    处在当下的文化环境里，文艺工作者不能不思考应当如何建设新的人民的文学，有正确的建设才有真正的繁荣。人民文学的建设，作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从事文学活动时首先应抱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对“以人民为中心”作过具体解释，按他所说“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态度有了，人民文学的主体才得以确立，这里的主体，不只是作为服务对象的人民，也包括作为服务者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文学生产者在人民文学的建设中起主导作用。最后决定人民文学的形态和质地的，不仅是作家批评家的良心，也要靠他们的内心，即审美意识和审美创造能力。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文学，除了认同人民本位的社会主义伦理，更重要的是在进入文学内部之后，要解决好“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就其主要倾向而言，“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在题材上的确有别：后者聚焦于个人，关注的多是个人的命运，一己的悲欢，前者关心社会状况、群体命运和历史走向；后者从自我体验出发着重表达生命意识，而前者在宏观视野里通过反映外部世界来表达历史意识。周作人曾把人的文学内核界定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表明从五四新文学发源起，哪怕文学离不开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的描写，但社会与历史在作家的笔下终究是个体生存与人性反省的背景。人民文学的提倡者却另有抱负，他们赋予文学的是更宏大更崇高的使命，他们希望在文学制作里，社会生活全景与历史潮流本身成为艺术形象的本体，负载人类不断改写和创造历史的动机。因此，如果社会生活能够反映人民的意志，对它就要以正面描写为主，这是人民文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以这个原则为前提，人民文学的书写题材不难划出一些范围，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浴血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13亿中国人民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然而，仅仅拓展甚至更改文学书写的题材内容，并不能保证人民文学的建设能取得成功，这就需要全面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正确看待和处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关系，以保证人民文学的生产质量。
    跟战争年代注重文艺的战斗作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不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党看重于文艺的，是它培育国人健康精神的审美作用。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处在相当优越的历史环境中，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是在政治家与文艺家的和谐关系中进行的，因此党的文艺思想里政治功用与审美功用取得统一，领导文艺工作与尊重文学艺术的规律相是互协调的。从文艺功能观上看，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生了由工具性到人文性的变化。前者阐述的是革命文艺的性质与功能，态度明确地强调革命文艺就是革命斗争的武器，说明革命斗争需要的革命文艺不以审美为基本属性。而后者的人民文艺观倾向于繁荣文艺以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求，十分重视文学“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铸造灵魂的功能，这才有“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的理论概括，和回顾自己年轻时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并从中悟出了不少生活真谛的现身说法，说明习近平文艺思想既看重文艺的现实功用，也重视文艺的超越价值。基于这样的逻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一再提到“优秀作品”、“好作品”、“精品”，并认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它的潜在话语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能够征服所有人。习近平文艺思想虽然也将文艺提升到实现中国梦伟大事业的政治高度，但始终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主张“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在谈到文学批评时，说到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显然对恩格斯的“历史的、美学的观点”是一个发展，它在增加人民性标准的同时，强调对艺术性的追求，无疑肯定了“怎么写”的重要性。有志于人民文学建设的文艺工作者对此不能不察，不能以为有了对历史进行整体把握的意愿，史诗性的作品就可以拔地而起、屹立不倒。柳青的《创业史》至今不失其艺术魅力，并不在于作者试图回答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何发生和如何发生的创作意图有多么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而是他对自己熟悉的北方乡村生活氛围和处在特殊矛盾关系中的农民性格和人物心理有十分真切的刻画。换言之，真正长久具有艺术价值的，是作品里尊重生活真实和人性逻辑且能完美加以表现的部分。所以，要想通过复兴人民文学造出一个文学的新时代，文学工作者一定要有精品意识。
    精品意识从何而来？来自文学审美创造经验的积累。建设现代化强国，需要大国工匠。中国要成为文学大国，也需要一批语言艺术家。精品意味着作品真正符合美的创造规律，而要摸清和掌握规律，只能靠长期实践、反复打磨，其中少数有天分的人可望达到庖丁解牛、郢匠挥斤的境界。在这方面，新时代人民文学大厦的打造可以依赖的，还是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壮大的创作队伍。新时期文学历时40年，一代一代的作家吸收了各种思想、观念、流派、技巧，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中国化的探索实验，有失败也有成功。精品意识就是创新意识，然而没有经验积累的创新只能是无根之木，创作的树难以繁茂，何况人民文学要的不是灌木丛，而是参天大树，是能够迎风喧哗的森林。好在文学发展到今天，并不缺少经验丰富的能工巧匠。对于作家来说，在保持多元的文学观念的情况下，有责任拓宽创作领域，参与人民文学的打造，以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记录时代的变革，回答历史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