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直迎着八面来风，翻译与介绍了世界上主要的文学经典与文学大奖的主要著作，包括最新的哲学、历史与文化等等方面的著作。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文化战略的转移，我们开始注意将自己的古典文化与人文著作及当代学者、作家艺术家的著作向外推介与翻译出版。这显然是非常好的事情，有来有往，才是交流，不能光来不往，不能妄自菲薄。正确的发展，必须是交流的，互动互换与互助合作，才能促进文化的真正的融合。
    交流并不是目的，交流是为了寻找共识，形成一致的正确的发展观，以促进人类的文明融合，形成世界共同发展的价值观。这才是交流的目的。否则，我们出那么多书干什么呢？仅仅为了让写书的人出出大名，然后高高地挂起来，那又有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出名挂号、成名成家并不是目的；可以说出书与交流也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与人类世界上的有见识、有学问、有才华的精英们的交流，把他们对人类的关怀、对人类进步的思想与建议表达出来，然后通过出版发行，通过翻译介绍，通过相互交流，修正偏差，形成共识，并依此共识去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实现人类社会的永久和平与发展——这才是目的。
    事实上，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与战乱，中华古老的文化经典，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先哲们的思想与文化，包括近代以来至今的文化精英们的思想文化成果，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进入过西方文明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通行的价值观的形成，是在中华文明缺席的前提下形成的。这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公正与科学的。在中华文明缺席的前提下形成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所谓文明世界里，大约至唐代以后，伴随着中华帝国的没落，中华民族就一直在西方世界的偏见中——被描绘成一无是处的劣等民族，哪有什么文明可言？又何谈借鉴与吸收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呢？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才深深地感到：中国政府今天对外的文化战略，即建立孔子学院，积极推动中华文明与先哲典籍的翻译出版，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等务实的工作，非常重要非常正确。因为，不仅我们的祖先早就创造过灿烂的文明，而且也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谆谆地告诫过：切不可妄自菲薄。还因为，只有当世界文明包容了全人类的文明成果而创造形成了真正的文明之后，才能代表人类文明，而决不是用某一地区、某一大国、某一大洲的文明，来取代来自全人类的真正的文明。尽管那些地区与国家的文明，可能的确有很多有益于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但是，那也不能成为排斥与拒绝其他文明的理由。人类的文明，一直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而不是我覆盖你，你侵略我，不是你强迫我，我役使你；文明必须是共融之后形成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是你要尊重我，我也要尊重你的共同的文明。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才深切地感到对外交流与翻译工作的极端重要，才需要一个对外交流与对外翻译的平台与战略。
    其实，中国作家协会就正是一个对外交流与翻译的平台。不仅每年有数十个作家代表团出访，而且，它所拥有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所创作出的作品，也每年都有被官方或非官方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地。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我有幸出访欧洲与非洲，设身处地，感慨良多。在波兰与俄罗斯，我们与当地作家与诗人、学者座谈。我们知道波兰有六七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与作家，也知道俄罗斯从陀斯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到当代的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等等作家与诗人。我们的交流发言都是很专业也很有诚意的，是尽其所有的交流，然而很遗憾，他们几乎都对中国作家的作品知之甚少，甚至是少得可怜！当波兰作家闻听作家王宏甲的《教育风暴》首版印刷数万册后，都兴奋地尖叫了起来。他们纷纷起来问我们讨要如何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经验”与电子邮箱，包括我回国之后，还能时不时地收到他们介绍自己著作、渴望在中国出版他们作品的电子信函。然而，他们对了解中国与中国作家的创作，却显得兴趣寡淡。在俄罗斯，他们的作家也只知道中国现代作家中的鲁迅、茅盾、郭沫若和极少的当代作家，如莫言、阎连科，但对中国的发展却充满了好奇。这种情况在非洲显得更为突出，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还是在突尼斯，他们的作家与学者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包括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他们渴望知道，中国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三四十年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实，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这些变化都是非常深刻、生动的，当然也是非常感人的。比如莫言的小说与贾平凹的小说，比如大批书写改革开放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与散文、诗歌等等。然而，也许是翻译得太少的缘故吧，他们知之很少。虽然文学并不能为历史与现实提供答案，但却可以通过作品，即小说与报告文学和诗歌，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从而获得一个相对深刻、全面的印象。2009年，我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之邀，参加了一次中俄作家的座谈交流，我记得非常清楚，俄罗斯的当红作家拉斯·普京发言说：我上世纪六十年代来过北京，那时的北京像个大县城，而这次来北京，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中国改革获得成功，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善……在与菲律宾作家代表团座谈时，我记得也有一位老作家大发感慨，他说：我来过三次中国，一次比一次印象深刻，至今，我已经完全不认识中国了，她发展得令人吃惊，但是，我们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怎么会如此迅猛地发展？这些年，我隔三差五地会受邀参加中国作协与来访的外国作家代表团座谈交流，广泛地与世界各地的作家有所接触与恳谈，我感到世界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他们非常想知道中国经验。但是非常遗憾，由于我们作家很少有正面书写这样的中国经验式的作品，或写了也由于出版翻译的质量与数量的问题，而使得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处于一知半解的猜想之中。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两本诗集的翻译过程与出版的一帆风顺的过程。在2007年的一次中波作家座谈会上，我无意中介绍了我书写日军在中国南京大屠杀的长诗《狂雪》，我记得在座的一位波兰银行的出版商当即就向我索要这首诗，并表示要出版； 2014年5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阿尔及利亚，当中国驻阿使馆文化参赞石跃文先生了解到我写的《狂雪》与阿国在法国殖民时期的大屠杀有某种相似后，也当即表达了出版的意向，并经阿尔及利亚作家协会等非常积极的推动得以顺利出版。我的波兰文版诗集《自由的诗》与阿拉伯文版诗集《狂雪》，都先后在这两个国家出版的原因，我猜想，大抵是可以从诗中看到一个诗人对中国历史的一些诗意的挥洒吧？其实，我的这两本诗集，并不是我的全部作品。我只选了与中国历史相关的几首抒写历史的长诗，如：《狂雪》抒写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蓝月上的黑石桥》抒写国民党29军在卢沟桥的对日抗战； 《肉搏的大雨》抒写彭德怀元帅指挥的“百团大战” ； 《大地夯歌》抒写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抒写个人心灵的长诗《柠檬色》 《云游的红兜兜》等。通过这样的作品展示，我以为，如果译得足够好的话，外国读者是一定会通过这些诗歌理解并认识中国命运的转折与转折的历史必然。同时，通过展示一个中国诗人心灵的痛苦经历，也可以洞察与体验到中国人的生存困境与幸福之源……我猜想，为什么我的诗集能够在外国作家只关心他们的书可否在中国出版，而并不在意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否能够在他们国家出版之际而获得出版，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我感到：作家大多数都是很自我的，无论中国作家还是外国作家，这基本上是通病。但是出版商与读者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诗歌为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诗人一直在向外国诗人学习，每当外国的一位新的有影响的诗人的作品翻译出版，中国诗人都会当即找来学习，态度真诚，学得扎实，导致中国当代诗歌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几乎都是模仿翻译体在写作。当然，这并不可笑，因为可笑的是生活本身，是闭关锁国十多年的反弹。然而，时至今日，应该仍然这样写吗？模仿了三四十年了，有人已然忘了自己的母语与母语的优雅高贵了，甚至你让他回过头来用母语写作，他已经只会“什么的什么的什么了” ，而不知道中国的汉语表达是不用或少用“的、地、得”的，甚至忘了汉语的书面语常常是一个字就是一个词的常识了；尤其令人忧虑的是我们的某些作者已经没有自己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了，基本上丧失了对历史事件的认知与分析能力，那还怎么表达呢？所以，我们今天在各种刊物上看到的诗歌，基本上是碎片化的生理情绪的自然表达，提炼的能力被模仿的激情过滤，任何一件历史事件都被无情的价值观的混乱给涂抹得乱七八糟，只留下了悲观、厌世与逃避的书写……问题是，这样的写作在西方已经进入繁华落尽的时代了，人家怎么会感兴趣？出版商怎么会投钱给你出版？我猜想，人家渴望的是你们自己的表达——中国人自己的历史、现实与生存危机与幸福感的真实表现，他们渴望通过我们的表达，来了解中国的经验与教训，明白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知道中国的痛苦与渴望，而这些，我认为，才正是世界渴望了解与投资出版商们渴望翻译出版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与诗人应当笔下用力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作家在世界的影响力显然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认为，自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被排除在世界文学之外的中国作家，终于结束了缺席的尴尬，而事实上，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也终于有了中国作家的名字，这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一大喜事。因为莫言获奖之后，世界各国都会翻译出版莫言的作品，而莫言的20多部长篇小说与上百个中短篇小说中，充满着中国思维与东方的哲学思想。虽然很不系统，也不全面，但文学不是理论著作，她是一种生活与生命的状态，而莫言所呈现出来的中国人的生活与生命状态，无疑将影响世界，并产生对中国更多了解的渴望与好奇。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心都是一样的。我们渴望获得世界各国的经验与教训，世界也同样需要中国的经验与教训；而与世界的文化交流，需要的正是这样有历史有现实的交流，包括翻译出版，我们需要翻译出版我们中国自己的经验与教训，以使世界共同借鉴和记取，如果仅仅是模仿，如果其中没有自己，或者没有自己的亲人、国人与切肤的疼痛，翻译了也没有什么人会感兴趣。因为优秀的文学，一定是参与了推动了文明建设的文学，她是思想的先锋，精神的指引，而文明是一种交融，是先锋与先锋的交融，是精神与精神的撞击，是在撞击中的交融，是在交融中的撞击，她们正是在这样的撞击与交融中完成了创造……文明是为人类谋福祉的，它与沽名钓誉无关，当然翻译可以将一位作家介绍到另一个国家，但是能不能进入另一个国家公民的心灵，并形成世界观，那就要靠作品自身的质量与力量了，非人力所能为。伟大的作品，一定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她将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