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虚构”（Nonfiction），是晚近两岸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新兴关注对象与发展“类型”，2015年，白俄罗斯纪实文学家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亦强化了“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大陆，这个概念的提出与强调，则主要起源于2010年李敬泽在《人民文学》所创立的“非虚构”栏目，并且随着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反思中国农村、底层及发展主义困境的书写，被广大人民与读者重视与接受，“非虚构”的发展条件也得以扩充。
    在台湾，过去虽然并非常见到“非虚构”书写的概念，更多地采取报导文学、纪实文学、口述历史的说法，但很明显的，在两岸信息相互渗透的互联网时代，近年“非虚构”这个概念，也慢慢被台湾文学文化圈所接受，台湾的出版业也不乏援引此概念，来译介或出版相关作品，例如梅英东（Michael Meyer）的《在满洲》、《消失的老北京》（均为台北八旗文化公司出版）、张彤禾《工厂女孩》（台北乐果文化出版），以及顾玉玲的移工书写《我们》《回家》、阿泼的《介入的旁观者》等等，它们都具有“非虚构”性质，带有高度的纪实性与反省、批判或介入现实的意义。此外，2016年台师大全球华文写作中心在举办相关讲座时，也开始使用“非虚构”说法，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两岸对“非虚构”的重视程度。
    从较历史化的角度来理解“非虚构”的出现，以我目前的理解，大陆当代文学之所以不采用报导或纪实文学等概念，而采用并建构“非虚构”的书写类型，主要目的或功能可能有四：一是希望回避或超越主流化或官方化的传统现实主义已然愈渐框架的写作方法（例如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二是避免被庸俗化（大陆晚近部分“报导”文学的酬庸现象）；三是企图更多地关注当下现实、底层与弱势，强调一种复归“人间”的关怀与姿态，甚至节制发展主义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四是中和晚近过于讲究“虚构”与“纯文学”的限制等等。
    也因此，“非虚构”类型在新世纪以降的再发生与强调，具有相当强的社会实践与介入性格，预设了似乎重新采用较为纪实性的文体，或相对中性的纪录与表述方法，就是创作上的一种进步，甚至相对于“虚构”书写，有着更高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
    然而，“非虚构”书写究竟能否达到上述目的或理想？是否采用报导、新闻、采访、口述、旁观者式的散文杂文等体例或体裁，就一定能够达到更“进步”的文学状态或理想？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来说，都是要通过个案具体分析与讨论才能证成的。但是，从理论上反省“非虚构”文体的性质，我们仍必须首先自觉——“非虚构”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现实主义谱系下的写作，只是较不采用虚构的材料，更强调的是真人真事、历史社会现场，以及扩充存在的真实客观性。然而，无论是就作者的姿态／立场、叙述视角的选择、记忆细节的斟酌、文字的处理与风格的塑造等等，这些面向严格来说均并非全是“非虚构”的。事实上，任何书写，尤其是处理人类记忆的书写，都有一定程度的重构与建构，因此，即使我们不好完全解构“非虚构”的真实性——以免再次强化新世纪两岸后现代思潮与语境下的虚无与犬儒倾向，但对“非虚构”书写本身与艺术上“真实”限制，至少要有清醒的自觉。
    需要再深一层反省与思考的是——“非虚构”思想深度的探勘问题。例如，尽管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吕途的《中国新工人》等书，以及台湾出版圈近年积极引进的一些从他者角度，来理解中国大陆高速城乡发展困境与底层问题的田调著作（例如上面已经提过的梅英东的《消失的老北京》及《在满州》等），这些作品虽可提供大量历史现场与存在细节，作者或入乎其内，或出乎其外，但其实仍然不能保证“非虚构”书写就比“虚构”作品生产出了什么新的见解。甚至可能更常发生的困境是——过多的现场细节和口述独白，大幅分散、中和甚至削弱了作品的整体思想深度，成为碎片式的田调景观。在网络时代，在人人一个微博、微信、脸书（facebook）的全民媒体时代，如果我们要获得的是碎片般的常识、现场或感觉（尽管仍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一整本的“非虚构”专书呢？既然是专书，在理论或理想上，应该被期待有一些贯穿其中的思考深度或问题推进，否则，以“非虚构”本身所具有的现场口述和田调丰富性，若不够自觉的剪裁和整合，若不求“博而能一”，必然极容易导致“辞溺而伤乱”，更会因为作者本身的特定意识形态倾向，而仍然在“非虚构”书写中，形成先有问题再找材料或“答案”的书写，最终吊诡地导致另一种的新的虚构与更不真实的困境。
    当我不断反省这种“非虚构”自身所存在的矛盾时，我认为中和这种矛盾，或说提升非虚构书写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一种方法恰恰在于以虚构的精神为他者。在创作上，尽管“非虚构”必然是从作者的真实自我与对象／材料的互涉出发（如访问、报导、口述、田调等书写均如是），但要对于所处理的材料进行定位、归纳，甚至形成新的世界观或思想。在视野上，如果没有以文学甚或人类学上可能消失的“虚构”为参照系，将很容易执着或固着在一些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倾向的非虚构现场。因此，从虚构来参照，或许是一种能相对映照出非虚构书写特殊性与深度的方式。
    二
    马奎斯的《百年孤寂》，作为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通常被认为对20世纪两岸8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均有深远影响，但这部集各种想象与虚构大成的作品，又有对人类“真实”的独特洞察。至少有三个面向，我想值得两岸“非虚构”写作参照。
    第一个面向，是小说中的童真视角与对衰老秘密的探勘。创世纪、伊甸园、田园牧歌、启示录、拉美民族的现实——这些大叙事的概括，时常被用来解释《百年孤寂》，但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对其更细腻之处的品读。例如《百年孤寂》的叙事者有着明显的童真视角，童真方能无分别心，因而得以公平地、丰富化地保留下两种文明史观。在第一代老邦迪亚和易家兰两位主人公的形象刻画上就尤其鲜明生动。老邦迪亚是一个无法被框架化的人物，充满实验性、想象力、好奇心、探险精神及直觉的智慧，他和吉普赛人麦魁迪有着深厚的友谊，吸收麦魁迪的灵性指引，相信既定乡土与现实之外“不切实际”的东西。相对于此，老邦迪亚的妻子易家兰则是务实的一方，她在一个秩序尚未形成的前现代世界里，遵守着传统习俗、常识规则，同时又勤奋理家和养育后代。作者显然并未要区分两者的高下优劣，而是更多地表现这两种文化人类学式的行为、特质与世界观。老邦迪亚因此才能带着族人与家人出走，离开出生地去寻找马康多，这种“寻找”对老邦迪亚而言，至死之前都没有尽头。小说以各种方式来体现这种寻找，例如有阵子，老邦迪亚对领导社会活动感兴趣，但他很快发现，其意不在建构一个新政治或新秩序，而是更感兴趣接近生命与生存的实验本身，所以才会发展出对磁铁的狂热、天文仪的计算公式、炼金的梦想，各式各样的奇迹事物等。“目的”的达成、存在与否，对他并不那么重要，甚至快接近所谓“目的”时，反而会削弱老邦迪亚继续前进的动力。像这类因寻找而发挥其想象力与感官化的片段在《百年孤寂》中并不少见。而老邦迪亚也将这样的习性，影响给他的后代，使得他年轻的孩子知道，世界上除了当下及看得见的现实与土地外，还有其他区域、灵性与想象的世界，因此邦迪亚家族的第二代——老大亚克迪奥和老二小邦迪亚（即日后的邦迪亚上校）才能有一种无视于常识与世俗禁忌的胆量与潜质——他们或离家出走，或日后发展成为人民政治的自由解放斗争，或勇于投入爱情，其力量根源，即是从老邦迪亚长于“虚构”的精神滋养而来。
    另一方面，衰老的书写，也是《百年孤寂》阅读中较少被注意的部分。或许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仍较为年轻，在整体精神上更多关注革命、青春、前进，而经典现实主义作品又多为“成长小说”，重心亦不在衰老。相对而言，马奎斯意识到这种存在，以虚实并存的方式，将其隐喻为同世代甚至跨时空的衰老困境，不能不说相当有独创性与深度。小说中透过各种角色，来反映人的衰老的感性存在与灵魂秘密。例如吉卜赛女郎透娜拉，与邦迪亚家族中的诸多男性有染，年轻时虽然一开始接近弃妇，但鲜少有妒忌之心与心机，在情感和世俗工作中，总是精力充沛且勇于付出。她的衰老的境界，是小说女性中最良善的一种——年轻时还需要靠算纸牌寄托空梦，但濒临老境时，反而能从帮助别人的爱情中获得慰藉。这种慰藉跟邦迪亚家族第二代的两位姐妹不同。莉比卡历经克列斯比及亚克迪奥的感情，年轻时享尽贪欢，愈趋近衰老后，反而只想活在个人的宁静的室内，极端孤绝。而由于特殊的性格与自尊心，始终都没有完成过一份爱情的亚玛兰塔，到了晚年仍怀抱着怨念，一心希望莉比卡先死为她送葬，直到最终意识到这终将失败与无望，自己即将死去才肯放下。即使意识到她长期的怨念对晚辈美美的负面影响，但这样真诚的自省，对她而言也已经来不及了，亚玛兰塔已经衰老到无法再调动与承受生命中的任何改变。总的来说，这两位第二代的女性，由于长期活在自己的内心，对情感的理解与判断极为任性与窄化，因此相较于透娜拉晚年的衰老仍能透过与俗世往来获得安慰，莉比卡和亚玛兰塔衰老后便一路往深深的孤独陷落，毫无救赎可能。
    同时，透过小说的“虚构”技术，马奎斯让第一代的易家兰伴随着整个五、六代的女主人公一起存在并见证一切，她几乎永远不愿承认自己的衰老，以各种隐秘的方式来抵抗衰老。例如当她愈来愈看不见时，她借助气味与家人们的习惯，来假装自己仍能看得见。她觉得承认衰老就是认输、就是耻辱、就是弱点，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暴露软弱。但也因此，晚年的她对家族人事关系的理解愈渐客观、有弹性，不再像年轻刚当家时那样带有一种过于坚持传统的固执。小说便透过她日渐衰老的眼光，来发现儿子小邦迪亚上校早年参与革命与战争的真正动机──可能根本上是与一个无法付出爱心的人的本质有关。而在对女儿亚玛兰塔的理解上，她也发生了变化，她慢慢理解亚玛兰塔并非如大家所认为的太有报复心与自怨自艾，亚玛兰塔在爱情上的失败，更多是审慎和胆怯的冲突的限制。凡此种种，更为客观且同情心的认识，在小说中都体现在衰老后的易家兰身上。
    《百年孤寂》表现男性的衰老最令人触目惊心，尤其是在一般被视为英雄人物的邦迪亚身上——到了晚年，他觉得一切都经历过了，愈渐麻木、懒散，无论对家人、对昔日曾经以为爱过的妻子莫氏柯蒂都丧失了同情心、趣味与感情。他的孤独感也更深刻，小说形象化地描述了一系列衰败的场景，连同这些具有颓废诗意化的场景也无法刺激与打动他，随着属于邦迪亚上校的大叙事时代的过去，他也真正的老去。
    而随着马康多第一、二代最有生命力的人物的衰老与死去，马康多的环境和新人们，也开始进入了另一种精神上的衰老。第四代的席甘多、柯蒂丝，一切愈渐享乐化，情感也不再纯粹，连与人分手都时带心机。席根铎，虽然有着邦迪亚家族男性的疯狂倾向，也仍有开展事业的雄心，但在他一心想开辟航运事业上，却只知道蛮干，毫无想象力。第六代亚卡底奥本来慢慢有返回罗马的梦想，但在忽然暴富后，反而不再想回去，索性把房子修建成颓废派的乐园。倭良诺则是只愿活在书本里的世界，对外面世界不感兴趣，他的社会性和行动力孱弱，生命中没有多少实在可回忆的东西，只能在书本的世界里解码马康多的秘密。而下一代更年轻的吉卜赛人呢？当他们发现马康多已经愈渐荒废，居民已跟外界完全隔绝，他们虽然还带有一些吉卜赛式的灵性与浪漫，但在这样疏懒怠慢的环境与氛围下，亦跟着懒散荒废。至此，马康多与邦迪亚家族终于走向最终的毁灭——不仅从年龄、肉体和精神上全面衰老，情欲与情感的丰富性与存在感也已然窄化。
    三
    《百年孤寂》第二个值得关照的面向，是它在人类本位之外思考的灵性视野。
    对于影响邦迪亚家族灵性与情感发展的吉卜赛人，马奎斯并没有简单或先验地将他们统一成某种固定的主体，或赋予他们精神价值绝对化的隐喻。在第一代的指引者麦魁迪那边，他确实给邦迪亚家族带来各种器物实验和灵性、想象力与智慧上的启迪，但这种启迪不同于现代性意义的“启蒙”，反而要节制以人类为本位，更尊重宇宙万物并存可能性的世界观（不过我不认为这是“前现代的”，而是与“现代”并存的，不采用将“现代”视为比较前进的假设与前提）。再如透娜拉，她是开发与安慰邦迪亚家族数代男性爱情与欲望的媒介，促成这些男性“成人”，但她同时又以感性的方式，引导后代女孩坦率地直面所爱。她也是小说中，极少数没有被怨恨、嫉妒、恶意等狭持与渗透的女性形象，而她之所以能如此，恰恰是因为她是小说中最不现实（或说“虚构”）的主体。在她长期几近无条件地付出下，即使接近衰老，她能够继续从对别人的付出中，获得平静与慰藉。终其一生，透娜拉虽然始终漂泊无依，但小说赋予她拥有相当长的灵性与生命力，在《百年孤寂》中，可以说是一位具有高度想象力与原创力量的人物。
    但是，正如邦迪亚家族有其历史性的兴盛与衰败，吉卜赛人亦如此，在《百年孤寂》的逻辑里，更年轻的吉卜赛人，不再只是扮演引导、提供线索、灵性的媒介。新来的吉卜赛人年轻而灵巧，带来各式各样“现成”的东西，而与之伴随的，却是邦迪亚家族日渐失去生命力、原创性甚至因而走向最后的衰败与毁灭。马康多的居民迷失在街上，同时将拥挤市集弄得混乱，马奎斯没有简单将其上升到道德与价值判断，而是更丰富地呈现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连动、生成、互补与牵制。邦迪亚与易家兰如此，他们与不同世代的吉卜赛人的关系亦如此，从而生产与见证了马康多从原始部落到畜牧、商业、政治等集体文明的兴起与颓败。
    除了感性地保留与尊重不同文明类型的形象与世界观外，《百年孤寂》中各种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元素的创造性组合与表现，也颇有可观。在我看来，不宜太泛化的将此直接解读为对拉丁美洲的历史反映（即使确实有这样的体现），因为《百年孤寂》并非以现实或政治上的大事件为主，而是更多地联系一些日常戏剧化的虚构情节，从中提示出一些独特洞见。
    马康多人民的奇特失眠症事件，就是一个篇幅不大，但极有人类文明发展的象征性的虚构情节。马康多的人民日夜都睡不着、也不想睡觉，刚开始大家不置可否，甚至由于平常要做的事情太多，还觉得可以接受。但在日夜长期的劳动与工作下，很快事情就做完了，为了打发过剩的时间与精力，人们开始彻夜地讲起碎语与故事，宛如“一千零一夜”，由此推演出文学与故事的发生与兴起。
    此外，将失眠、梦与劳动这三项元素创造性的结合，也相当特殊地扩充出我们想象劳动意义的可能性。劳动作为左翼思想高度推崇的实践价值之一，在现代文学史上常跟阶级性与荣誉感联系在一起。但是，将劳动与阶级性联系在一起的书写或实践，有时在客观上无法有效响应人在过度劳动下疲累与麻木的事实，因而难免会走向其反面。马奎斯显然以一个优秀作家与思想家的敏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创造性地将人民失眠、不断地劳动联系在一起，借以突出人的做梦、虚构之于生命合理性与完整性的意义。
    小说还将马康多的失眠症与“失忆”做出了创造性的联系。马康多的人民在长期的失眠影响下，开始一点一点失去失忆，不但忘记物的名称，也忘记人与感情，甚至最后失去自我的知觉。但是，为了抵抗这种失忆，老邦迪亚想出可以在给每样物品贴上文字。在此之前，马康多还不曾以文字来记物记事，所以这个失眠症反而成了马康多产生文字的起点。民谣、歌谣的兴起，也与克服失眠症有关。正由于不断失去记忆，马康多的人便开始付费给一个行走各地的歌者，因为他总是将自己在旅途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编织成曲，“失忆”的马康多的人民，便依靠这种方式去理解外面的世界，或者说，才能抵抗全面的遗忘。将对失眠与遗忘的克服，一路延伸到文字文明与民谣传唱的关系，可以被视为一种人类学式的文明进程的想象。
    如果人类真的完全遗忘彼此，又是什么样的状态或感觉呢？还有没有意义？马奎斯的好奇心召唤他探索这个问题。吉卜赛友人麦魁迪再次出现在马康多来找老邦迪亚，老邦迪亚却因为失忆症而完全不记得他。基于微妙的自尊心，老邦迪亚仍假装记得，麦魁迪看出他在作假，用麦魁迪的眼光，小说进行了评述：“他发觉屋主已把他忘记，这种忘记并非基于情感上的问题，而是一种残酷且无可挽回的遗忘，这是不同类型的忘记，他很清楚这就是死亡的遗忘。”将失眠、失忆的问题扩充到死亡，无疑地提示了我们对存在状态之一的“遗忘”的理解。或许作者想暗示的思考是：纯粹毫无感情的遗忘，比带有感情的遗忘来得更加残忍，因为这一切都更不可控制。遗忘并非人类所以为的能够掌控，遗忘的权力，恰恰掌握在非人类本位的力量上。
    四
    《百年孤寂》也处理政治，而且确实很重要，但我以为仅仅坐实或概括为反映拉丁美洲政治云云，未免解释得太过宽泛。马奎斯关心政治且具有革命倾向，在1960年，他曾在古巴参与“拉丁美洲通讯社”的工作，但他的文化人格，或许认同的更是浪漫与非体制化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革命分子。马奎斯所认可的传记作者杰拉德·马汀（Gerald Martin），在传记《马奎斯的一生》（A Life）中曾这样形容马奎斯的政治倾向：
    “拉丁美洲通讯社”里马塞提的人和共产党派系分子之间的关系恶化，他们希望这场革命符合苏维埃联邦世界以欧洲为中心的革命概念。他和门多萨焦虑地看着这些得过且过的人、官僚，引述着莫斯科的咒语，开始骚扰、取代、最后迫害那些马塞提和贾西亚·马奎斯所认同、浪漫、开放心胸、长发的革命浪子。这些男女以及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古巴人民建立了一个风格，由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所推动，一切都是随性、随意、非正式的。1
    这则对马奎斯形象的感性记述，和对“革命”内涵的不乏动态却也简化的理解，其实非常接近《百年孤寂》中的老邦迪亚和小邦迪亚（即后来的邦迪亚上校）的命运。当马康多从一个自给自足的社群，渐渐纳入外来人士进而发生“政治”，第一、二代最有生命力的主人公，却认为“政治”（尤其以族群为联合下的政治）并没有绝对的必然性与必要性。马康多的“政治”的最初出现，是外来人士莫士柯特的进驻，他自封为“地方行政官”，要求马康多的所有房屋要漆成蓝色，被老邦迪亚以蛮力回拒，但老邦迪亚仍包容莫士柯特及其家族，让他们成为马康多的新成员。这种无政府主义式的基调贯穿在《百年孤寂》跟“政治”有关的场景与男性主体当中，但如同我前面已阐述的两种文明观，易家兰所代表的是另外的世俗秩序，相对于老邦迪亚的包容吉卜赛人、外族人民以求自我更新，易家兰更重视的是保护“自己人”，例如在邦迪亚家族日渐富裕且扩充的宴会上，她只邀请马康多创建者的后裔参加。
    政治的分化在《百年孤寂》中也有被处理，基本上采用了二元对立的结构：保守党与自由党，但其具体的内涵，或者说是小说的主人公如何理解保守与自由，则主要是通俗的市民角度。小邦迪亚在这部小说中，可能是最有博爱且自由之心的主人公，但这种性格与其说是来自于某种邦迪亚家族的继承与必然性，小说所暗示的不如说是一种偶然。在他成为邦迪亚上校前，人们完全想不到他竟然能担当领导的角色，因为他的性格看似孤独退缩，而且还有一个跟他立场相反的岳父。但小邦迪亚显然更为重视他的精神或信念选择的价值观，所以他后来正式与保守党相战，处处有敌人，时常被其他人计划暗杀，而在长年的争战后，似乎谁也搞不清楚政治的是非对错，邦迪亚上校选择的也是退居幕后，回到老邦迪亚的旧实验室里做小金鱼。
    不无相关的是，《百年孤寂》的政治视野，也处理了看似正面力量在人为无知与操作下的反面，例如对自由的实践。相对于小邦迪亚的谨慎，小阿克迪亚（大哥与透娜拉的私生子）反而是个假借“自由”实行狂热伤人的投机主义者，他以自由为名，在思想上行动上却带有独裁者及暴力倾向。阿克迪亚为何会如此，为何没有继续到邦迪亚家族男性的自由精神？小说给予他一种发生学式的交代：以易家兰的女性和保守的家族角度为他辩护，最终阿克迪亚由于“革命”的盲动而被枪决时，他唯一认同的，仍然还是曾素朴地给予他情感认同与安慰的邦迪亚家族。而我们也会在阅读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小邦迪亚才是更接近“革命”与“自由”的历史主体，另一方面又明白，阿克迪亚的行为，也只是他长年生命困境下的综合体现，因此小说也没有给予他绝对本质化的批判与谴责。
    最终，《百年孤寂》对人类的政治作为、优劣、荣败的判断，仍然不无一些越界的意义。例如到了第六代的小倭良诺，他是一个几乎只知道读书与活在个人世界的知识分子，小说赋予他的形象内涵是，虽然对现世的事物接近一无所知，却具备了中古人的基本知识。他短暂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活在邦迪亚家族以前让老吉卜赛人麦魁迪住过的房间，但他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正好补充了世俗现实与官方版本的马康多历史与社会观。透过自由意志阅读大量书籍，倭良诺接收了邦迪亚家族所有过往的历史与神秘的灵性，他终于慢慢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与宿命，在迎接他最终的毁灭预言前，成为邦迪亚家族与马康多文明史发展的完整见证者。透过麦魁迪不以传统线性时间记事的书，百年的事件浓缩在一起，完成了虚实相生、见证历史的可能。《百年孤寂》因此可以理解为，正是这种“虚构”，完整保留了马康多被遮蔽的某些现实与历史，即使这种“虚构”，最终亦随着倭良诺观看及见证一切而幻灭与毁灭，但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虚构”在此仍是一种还原现实与历史真相及复杂度的关键与重要方法。
    五
    意大利中世纪艺术史大师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32—2016）在他的代表作《异境之书》中，整理并描绘了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奇性的地域和地点，指出古往今来：“由于许多人相信它们真的存在于世界上某个角落，或者是曾经存在，因而使人产生妄想、理想或幻想”2，他同时还认为，“无论是来自过于久远而无法得知源头的古代传说，或者是现代创造的产物，这些地方都使得某些信念或信仰在人群间流传”3。
    如果说非虚构写作的终极意义，是在于让我们回归到一个重视与介入现实与困境的当代社会，但是否就意味着，仅仅只需要处理人类“视力”所见的当下材料，才能达到写作与介入的理想与效果？做个并不很精确的比照——如果没有晚清以降的各式乌托邦文学，以及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各种空想般的虚构叙事，如果没有百年来的“拿来主义”的外国文学与思想渊源的正典视野，我们必然会丧失很多介入现实的眼界与资源，以至于“非虚构”也仍然容易被庸俗化与滥情化。人类或许会因为受到压迫而兴起反抗与革命之心并付之于行动，但支撑长期实践与介入的力量，并非完全能从“非虚构”及其书写境界中派生出来。更多地，是否还是该保留一些具有典律意义的“虚构”信念、乌托邦与对异境的怀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再度全面认同与靠拢“虚构”的“纯文学”，而是借由开发与保留文学经典中那些细腻丰富的“虚构”视野，来参照与点亮“非虚构”的可能道路。至少，我认为马奎斯《百年孤寂》的上述视野，之于目前两岸“非虚构”相关议题的水平程度，恐怕不会完全没有互补的再启发。
    注释：
    1 杰拉德·马汀（Gerald Martin）原著，陈静妍译，《马奎斯的一生》，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10年，页265 。
    2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eo）原著，林洁盈译《异境之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7 。
    3 同上注，页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