役所广司在新片《第三度嫌疑人》里的表演是可以留在教科书里的案例，纵然我们早已经知道他在日本影视界的实力与地位。这次说他演得好，并不是单纯夸奖他的技巧性，而是他对角色身上散发出来云遮雾罩的暧昧性的把握。他所饰演的嫌疑犯三隅，背负过一次杀人罪名，而第二次则在他在面对律师重盛时反复推翻自己而成为被悬置的真相。导演是枝裕和在剧本中未挑明真相，交给役所广司揣摩人物的参考中也不予告知，于是乎他以“不知”的姿态，演出了三隅在单一场景中极端细微的一颦一笑，将整个人的精气神浓缩进了每一个动作。
    在某一场狱中见面，福山雅治饰演的重盛近乎崩溃地请求他说出真相，三隅则作出自己也被折磨到几乎失去底线的样子，他垂下头，从眼到身体都在颤抖，紧紧抿着嘴唇，然后放开，逐渐恢复平静。其间的起伏，似乎坐实了他内心的挣扎，然而就整体剧作来看，似乎这种挣扎也是掩饰的一部分。这正是影片结尾三隅暗示关于自 己陈述的事实“是否值得相信”时，令观众不寒而栗的地方。在这部影片中，观众与役所广司之间形成的观演心理互动，几乎取代了福山雅治与役所广司的银幕角力，对方不断变招，真真假假，直到最后，仍然保持着暧昧姿态，你以为他城府深沉，岂不知其实他是胸中无物。
    这种虚实之间的辩证法，在役所广司的表演中可以通过具象的对举止的观察或抽象的整体气氛的感知来获得体验，这也正是 《第三度嫌疑人》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枝裕和导演之前的电影，专注家庭与世俗的小生活，剧本丝丝入扣书写不同人的心态，精准但又过分精准。到了 《第三度嫌疑人》 里，是枝裕和以他擅长的“精准”手法来表现一种含糊，影片从头到尾对三隅“是否杀人”的事实模糊化了，役所广司的表演便充满可读解的空间。但也因为真相的最终缺席和事实层面的含糊，令影片的口碑大受影响，无论是否导演的拥趸，都难以接受表演的一家独大。
    其实役所广司一贯的低调作风与表演风格，本身就充满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性。既往作品中的他，多数时候以表象平淡但充满细节的表演示人。比如他在 《失乐园》 里扮演的丈夫，在电影淡化叙事、强化情绪的基调下，通过眼神的凝滞与身体的细微变化来展现人物对情感的掩藏与掩藏未遂。又如 《一命》 里的斋藤，同样深沉低调，隐藏着致命的爆发力。
    役所广司在日本演艺界的地位，约等于周润发之于香港。他们都有饰演市井小人物非常成功的经验，但与周润发不同的是，役所广司的表演生涯自舞台剧开始，也并未经历超强度的电视剧表演磨砺。在周防正行执导的《谈谈情跳跳舞》里，通过日本人固有的挺直腰板姿态辅以灵活运动的眼珠顾盼表现人物的窘境，是役所广司拿手的从细部搭建灵魂的方法。在原田真人的《我的母亲手记》里，他饰演作家，几乎没有太大幅度的行动举止，透过步行、背母亲，不事张扬地传递母子之间的温情。哪怕在《啄木鸟和雨》这样的轻喜剧中，役所广司仍然将整体的表演姿态压低，通过情绪反差来呈现伐木工人的日常生活趣味。
    回到《第三度嫌疑人》，这部电影甚至安排福山雅治与役所广司在同一镜头框架内的玻璃墙两边，借着玻璃反光的影子，律师和嫌犯互相成为了彼此。这场戏既考验两名演员各自的专业素质，也是对手戏配合的典范，役所广司黑洞式的沉静，除了完成人物塑形的需求，也部分承担了对福山雅治相对比较轻质表演的接纳作用，这种表演质感的分寸把握，相当令人佩服。
    《第三度嫌疑人》 按照日语原片名的字面意思应该是 《第三次杀人》，指代三隅在两次谋杀案后、对自己宣判了死刑，是为“第三次”。至于作为嫌疑人的他，是否犯下谋杀的罪行，是永远未解的悬疑。影片整体呈现的悬疑气氛及主角表演上的模糊姿态，令人回想起中国“第五代”导演崛起时曾经运用过的“模糊表演”，但《第三度嫌疑人》 里的“模糊”是由大量可以感知的细节构成的，是对于“模糊”的精确呈现。放眼当代日本演员，似乎没有谁能够如役所广司这样将演出的精度把握得如此适当，像《第三度嫌疑人》 这样的电影，也不是经常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