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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在2017年12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由根本问题入手构建中国古典学》一文。对于这一问题，笔者也有粗浅的理解。 在西方，古典学是名副其实的古老学科。时至今日，它依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保留并受到高度重视，甚至被作为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而在我国，古典学若被称为学科，则是典型的新兴学科之一。近年来，它在我国发展势头迅猛，颇有兴起即热之势。笔者个人理解，中国古典学是应时代发展之需而生、应时代发展之需而热，既是社会综合发展的产物，也是当前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倡导文化自信的产物。如何做好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无疑是应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确立研究对象 在研究对象方面，依笔者的理解，古典学是西方的古老学科，新兴的中国古典学应借鉴西方古典学的划分标准来划分。既然是古典学，就应该把握两点：一是“古”，二是“典”。具体而言，就是在学好古汉语的基础上运用该语言工具阐释中国早期经典、探讨中国早期文明智慧。在时段划分方面，则当以先秦经典为重点，延至两汉时段，不宜再往下延。因为只有先秦经典才最早且富于原创性，也最能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早期智慧，而汉代及以后的经典则多为对先秦经典的阐发或继承发展而非首创。当然，汉代也有新创经典，如《史记》的汉代部分、《汉书》《说文解字》、诗赋经典等。其中《说文解字》又是解读先秦经典、识读金文甲骨文的必备工具，所以应将两汉时段划归在内。同时，笔者个人以为，中国古典学应该与国学、传统经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划清边界，不应该大而化之地混称。所谓国学，当指近现代以前的传统学问，具体为古代的文史哲或称经史子集的学问。它与中国古典学的区别，一是比中国古典学的历史时段跨度长，二是比中国古典学包括的研究对象范围广。不论是不是经典，只要是古代的文本，都在国学研究范围内。所谓传统经学，所研究的范围是指人们熟悉的“十三经”等，它与中国古典学相比则范围又小了。虽然都是先秦两汉经典，既符合“古”又符合“典”的标准，但仅仅局限于儒家经典范围，既未包括《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哲学经典，又未包括《国语》《战国策》等史学经典，也未包括《楚辞》等文学经典，更未包括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等出土文献中的经典文本，而这些经典文本则都属于中国古典学的深度阐释解读研究范围。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古典学的区分也是清晰的，凡是古代典籍都在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内，历史时段长，典籍范围广。更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任务重点不同，文献学的任务在于基础性的整理及目录版本校勘辑佚注释；古典学的任务则主要侧重于对经典文本深度阐释基础上的文明智慧发掘。 明确研究方法与视角 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必须解决研究方法与视角的问题。首先，中国古典学研究应采用会通的方法。古典学命题之所以在国内骤然兴起，其内在原因主要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将学科越分越细，学科之间壁垒森严，阻碍制约了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也确实不符合中国早期尤其是先秦时期经典文本文史哲不分的实际。因此，笔者个人愚见，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就应该是会通性的研究方法。当然，这也不是只在形式上打破学科壁垒，故意人为地将文史哲三个专业合并，将各种性质的文本杂烩在一起研究。“文”“史”“哲”是现代的学科划分，可是先秦经典文史哲不分。其实既然有“文”“史”“哲”三个不同的词存在，哪怕是极相似的三胞胎，本身就说明客观上文本还是有所区分的，大体上总还有叙事、说理、抒情、写景的文本区别。所以，同一个人对同一部经典文本的研究，应该同时从审美角度、史料角度、思想角度等多维度作出综合性研究和价值判断，以这种方式来打破学科壁垒，对经典文本的价值复原才更为科学全面，更符合文本实际。这样一来，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对研究者本身综合素养的要求极大提高，每一位局限于某一学科领域的学者都难以胜任这一研究，必须是先有文史哲兼通的优秀学者，才会有文史哲融会的优秀中国古典学研究成果。 中国古典学研究，当采用比较的视角。既然“古典学”之名来自于西方，我国先秦经典又与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产生于同一“轴心时代”，分别代表了古代东西方的人类智慧。所以，要阐释探讨中国早期经典，就应该有世界眼光，有比较意识，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传统经典价值发掘的最大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