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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道义约束是指受道德许可、禁止和义务的约束制约建构起来的虚构世界，在不同的道德条件下，同一人和相同的行为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地位和结果。多勒泽尔认为行为的道义标识是叙事学最丰富的来源，从古代神话到现代虚构作品，它产生了无数著名的审判堕落、测试和困境的故事，最流行的充满道德张力的故事是禁止激情类型，例如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德·瑞娜夫人，在发展与于连的关系中，她好像是不受任何义务制约的，她经历的只是一种情色的愉悦，但是当她被迫意识到她爱的人不是她的丈夫时，她的快乐就变成了一种痛苦。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帅克的行为和故事也同样是受到道义约束的影响。 所谓价值约束是按好、坏、无所谓的价值判断构建的虚构世界，价值约束易于突出主观性，对一个人有价值的，对另一个人则可能是无价值的。价值与欲望关系密切，对普通人而言，价值就是欲望、吸引力，对人的行为有极强的刺激性。价值规则是受社会组织、文化和时代影响形成的世界中的稳定规范。虚构世界的整体价值结构是社会各等级的规则和主观价值的操作的多样联系的产物。在虚构作品中，追寻价值、获得价值是基本的故事叙事，大量叙事从古希腊阿尔戈英雄的传说到现代爱情故事等，都是在追寻某种价值的表现。此外，文学作品中还出现了一种对价值规范冷漠的虚无主义者，如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他对世界的价值规则漠不关心的。 所谓认知约束则是受知识、无知和信念制约构建的虚构世界，个人的理性、行为和相互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由认知的视野，即通过他对这个世界知道什么，不知什么和信仰什么来决定的，所以认知模态是促进故事产生的主要能量，认知追求构成了一种主要的虚构叙事，尤其是涉及秘密的故事，如侦探小说，神秘故事是认知追求的特殊例子，其叙事模态建立在从无知或错误的信仰到有知的转变基础上，什克洛夫斯基、巴特和托多罗夫都对此有所揭示。认知追求也是德国的教育小说的核心，通常涉及个体英雄的成长过程。如在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徒》建构的虚构世界中，人的教化与其说是赢得某个目标不如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认知努力。此外，虚构人物之间的交流也涉及到欺骗主题，欺骗的目的也就是引导无知的人在错误的信息影响下去行动。莎士比亚戏剧中欺骗奥赛罗的埃古就是最著名的欺骗者。 上述四种模态影响着虚构的可能世界的宏观结构，最简单的也是最突出的例子是，在建构的虚构世界中，存在两个对立的模态条件的支配，由此产生了一种异质性的二元对立世界。上述所有的模态系统都有建构这样二元世界的潜力。如最主要的真值模态结构的二元世界是联系着自然和超自然领域的神话世界；典型的道义类型的二元世界则是由禁止与允许的操作构成的；最基本的价值类型的二元世界是由对立的价值规则建立的；而基本的认知类型构成的二元世界结构则提出是否世界是由则是知识和无知的领域构成的。二元世界，由于其内在的语义张力，成为产生丰富故事的来源。 以上四种叙事模态是多勒泽尔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劳尔·瑞恩评价说“多勒泽尔发展了模态程序的种类，不仅包括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模态，而且还有与虚构叙事直接相关的其他种类，诸如好/坏，禁止/义务和知道/无知等认知种类”(Ryan 4)。这是多勒泽尔从文学虚构实际出发，超出了模态逻辑的范围，做出的创造性发展。可以看到，对文学虚构的可能世界，多勒泽尔特别重视对人的行为和整个可能世界宏观结构的分析和理论总结，它们分别代表了可能世界的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这也反映出他是如何掌握和分析文学虚构的可能世界的。 内涵功能和涵义语义学是多勒泽尔的可能世界理论体系另一重要的部分。涵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不同理解的概念，多勒泽尔从文学语义学出发，反对把涵义理解成独立于语言的意思，那就等同于外延对象，脱离语言的涵义概念对文学语义学是无用的，文学文本的内涵意义是不能脱离文本而用其他方式来传递的。但是他也反对把涵义理解为只依赖于语言的“字典意义”，这种理解同样不能满足文学语义学的需求。多勒泽尔认为“在文学中，涵义的关键意思是由美学事实来解释的，即外延的意义在美学上是中立的，只有在涵义的层面上，才能达到美学影响的效果”(138)。在涵义语义学上，文学(诗)的目标是与科学直接对立的，在科学交流中，人们只要获得语言明晰的涵义即可，而文学涵义则在交流系统中是非常活跃的，是最大程度地运用和挖掘语言中的内涵意义资源的。事实上，许多文学学者是在无意识中发展了涵义语义学的，我们以往的形式主义研究，在很多方面，例如诗歌的形象与技巧、节奏意义和声音模式，变形词及隐喻，诗歌语法，叙事模式，象征等等其实都属于内涵现象。由此多勒泽尔认为，涵义是从外延到文本质地的功能，涵义语义学把可能世界框架与文本理论联系了起来了。由此可以看出多勒泽尔也深受形式主义和文本主义的影响。 除了内涵概念外，多勒泽尔又提出了涵义功能这个概念。由于虚构的可能世界只能靠作者和读者通过虚构文本原初的语词建构或重构的，这就是多勒泽尔所说的涵义功能。通过涵义功能这个概念，内涵世界的结构正式地表现出来，其功能就是从虚构文本质地转化为虚构世界。首先是文本规则生成了虚构世界的内涵结构，内涵结构又影响了虚构世界的结构。多勒泽尔通过分析奥德修斯的命名和《鲁滨逊漂流记》中四个虚构人物的命名说明涵义功能将命名的文本规则从虚构文本转变到虚构世界中的，并总结了两条逻辑相关的推理：一是可能世界的结构“完全是由虚构文本质地决定的”(141)，如果虚构人物的命名遵循不同的规则，那么世界的内涵结构将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的结构完全依赖于文本的形式，这是多勒泽尔的涵义观点的关键。二是“一个或相同的虚构世界能够被不同的涵义结构以不同的方式建构”(141)。多勒泽尔引用弗雷格的意义观点指出，一个指称有不同的涵义，丰富的涵义可以说明同一指称的不同方面，所以涵义功能在建构虚构世界结构中，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丰富的，曲折的，进入意义王国的途径，并可以对意义提供许多复杂的，微妙的说明。 当然，多勒泽尔指出在语义学中，外延与内涵必须分开加以说明。在文学意义的生成中它们则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的，外延只有通过内涵才能获得，内涵也被外延所固定。可以推测，作者构思虚构世界，首先是外延的结构，发明故事，使行为的人物在他们的性格与关系中赋予个性化，设置环境等等，然后通过写作文本，构建文本世界的内涵结构。读者则相反，他们首先接触文本和内涵结构，然后通过文本信息和释义构造，将文本转变为外延表征，由此重建了外延世界的结构和故事的成分，人物、环境等等。读者的重建过程包含了三个连续的分析程序：首先是理解文本规则，然后从规则导出了虚构世界的内涵结构，最后通过释义重建了外延世界结构。所以虚构世界的结构不是一系列分裂的层面，而是一系列从一个层面转换到另一个层面。多勒泽尔指出究竟有多少种内涵功能，很难说的清楚，他主要探究了二种非常典型的内涵功能：认证功能与饱和功能。 所谓认证功能是指承认和认证谁可以在虚构世界中存在的功能和程序。多勒泽尔认为虚构世界的建构是把非存在的可能性变成虚构存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文学言语行为的特殊的述行语力产生的，非实际的可能事态通过适当条件下发出的文学言语行为被认证而成为虚构存在，虚构实体的存在显然离不开虚构文本的建构，虚构文本有权力承认虚构实体的存在，这就是通过认证的程序解释的，同时虚构实体的存在也是通过认证的涵义功能得以正式的表达。认证功能直接导致了虚构世界也存在自身的事实域和虚拟域的划分，即在虚构世界中也有真假之分，其真值标准不是依赖现实世界而是依据虚构世界自身信息来划分的。多勒泽尔指出叙事文本中最基本和最常见的两种话语是匿名的第三人称叙事者和虚构人物直接的言语行为(即直接言语和对话)，多勒泽尔认为匿名的第三人称的叙事者具有认证权威，而虚构人物的对话和言语行为则缺乏这种权威，这就形成二元对立的认证。他以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为例，堂吉诃德称风车为巨人，究竟哪个是真实的？很显然通过文本告诉我们的信息即可以判定，即匿名的第三人称叙事者所说的为事实。堂吉诃德的话则是虚假的，不符合事实。由此形成了一条二元认证功能的规则：“匿名的第三人称叙述者所说话语中涉及的实体是可以作为虚构事实被认证的，而那些在虚构人物的话语中出现的实体则不能得到证实存在”(149)。也就是权威性叙事所建构的虚构事实构成虚构世界的事实域，人物话语所引入的未认证可能性构成虚构世界的虚拟域。由此我们看到虚构世界有自身的真实性和虚假性，认证功能实际上是确认虚构世界中真实与虚假信息之分的。二元对立认证是最简单和最基本的认证模式，多勒泽尔还讨论了更复杂的非二元结构的主观叙事的认证功能，即主观化的第三人称形式和个人化的第一人称形式的叙事语义学特征，多勒泽尔认为主观化的第三人称叙事模式虽然具有第三人称叙事的形式特征，但实际上表现的是人物话语的语义特征，所以这类话语由于其形式特征获得了某些程度的认证，但又没有表现绝对确认的叙事事实，是处于叙事事实和虚拟之间的过渡地带，由此形成了三种价值认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就是这种叙事语义特征的典型例子。至于个人化的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认证权威程度较低，但是由于第三人称叙事者的缺席而在人物中处于特权地位，其所建构的世界是相对确认的，《阿道夫》是其典型例子。这样多勒泽尔用分级认证取代了最基本的二元认证，深化了认证功能的讨论。多勒泽尔还讨论了颠覆和破坏认证功能的情况，一种是自无效的叙事，即认证失败的叙事经验，包括两类，其一是以果戈里的小说《大衣》和《鼻子》为代表的嬉戏的叙事，叙述者由于对其认证权威采取反讽的态度，导致认证力量被削弱。其二是自我揭露的叙事，以元虚构作品为代表，即虚构制作的程序被公开暴露，认证行为由此是无效的。此外还有一种是不可能的世界，即违反了执行言语行为得体的语用条件导致的认证力量无效的叙事，以欧·亨利的小说《命运之路》为代表。 所谓饱和功能是用来说明建构虚构世界的信息和事实的布局和密度的。如前所述，虚构世界是由虚构文本提供的信息建构的，由于作者写作时有所选择，创作的虚构文本不可避免会产生空白和间隙，因而根据文本信息构建的可能世界是不完整的，其中包括文本质地明确建构的确定的虚构事实，隐含质地建构的不确定事实和零质地创造的空白三个部分，它们构成了一个虚构世界饱和的程度和变量，多勒泽尔指出这是对读者的一个挑战，因为读者是通过阅读虚构文本重建虚构世界的，随着饱和度的减少，挑战也在增加。多勒泽尔注意到伊塞尔的观点，即把文本空白看作是对读者想象力的刺激和推动，读者用想象力主动填充了文本剩余的部分和空白，通过自己生活经验的指导在重建虚构世界。多勒泽尔反对这样的看法，因为这样填充就成了想象力的练习，事实上成为单一化的行为，虚构世界的多样化又减低到完整同一的结构，被抛弃的模仿论又回来了。多勒泽尔在这里特别重视对文本暗示的隐含意义的讨论，他认为“隐含信息是文本的一般特征”，“所有文本的意义都是由明确的和隐含的语义成分构成的”(172)，文学文本更是一个充满隐含意义的场地，对虚构文本的隐含意义，文学批评常用的解释方法有两种：一是直觉性的，即读者用自己主观印象去解读文本，二是意识形态性的，即文本意义从读者采纳的意识形态系统上获得，文本意义事实上成为了一般意识形态的衍生物。这两种解释方式都是强加而不是恢复文本的隐含意义的。多勒泽尔反对这样的做法，认为恢复隐含意义的方法是通过逻辑推理程序，它是根据文本中明确的隐含意义的标志，通过特殊的程序——预设来恢复文本隐含意义。例如海明威的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文本没有明确指出故事发生的地点，但是根据文本中“老人付了半个比塞塔小费”可以推理出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因为比塞塔是西班牙的货币，在文中被明确提到。这种推理预设还涉及到读者的百科知识中去搜寻。如果读者没有比塞塔是西班牙货币单位的知识，也就无法做出推理预设的，可见拥有百科知识对推测隐含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百科知识既有现实世界的，也有虚构世界的。多勒泽尔认为虚构世界的百科知识是仅存于虚构人物的知识，是由虚构文本建构的，虚构人物没有路径去了解现实世界的百科知识，而现实世界的读者则有更广阔的认知知识，他们既有现实世界的百科知识，也通过阅读获得虚构世界的百科知识。值得注意的是虚构世界的百科知识有时是与现实世界的知识相背离的，虚构的百科知识对读者理解虚构世界是完全必要的，而现实世界的百科知识则可能是有益的，但却不是普遍有效的，对许多虚构世界而言，现实世界的知识有时会误导，根据它们去理解虚构世界可能会产生误读现象。饱和功能就是根据确定、隐含和空白这三种文本质地提供的虚构事实，讨论它们在虚构世界中的分布、布局和密度，它们是文本的信息密度向构建的虚构世界的饱和度的投射，既标志了虚构文本细节的丰富性，也标志着由此构建的虚构世界的完整程度。 多勒泽尔的可能世界理论内容丰富，结构严密，分析精细。对我们的文学研究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其一，在文学虚构研究上，他不仅展现和评析了20世纪虚构研究多领域的成果，并指出了文学虚构研究的出路在于置于可能世界框架下的虚构语义学研究方向，这对于我们多数还停留在内容层面上的虚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并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新思路；其二，他批评传统虚构研究停留在单一世界框架的缺陷，主张将文学的虚构世界纳入到多元的可能世界系统中，赋予了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平等地位。这不仅对文学虚构研究，而且对我们彻底摆脱了模仿论、反映论的束缚，实现文学观念的更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三，这也启发我们反思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视点和思维方法等问题。我们以往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创作上的模仿论、反映论还是阅读上的还原论，习惯的立足于现实世界研究文学，依据现实世界标准去评判文学世界，由此总难摆脱文学的附庸地位和工具作用，文学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也难得到发挥。可能世界理论的引入启发我们，文学属于跨界的领域，需要用一种跨界的、移动的视点才能准确地把握文学世界的特质；其四，由于虚构性往往被认为是“文学的核心性质”(韦勒克·沃伦15)，因此从文学性质的理解上而言，可能世界理论是可以从目前西方文论界所局限的叙事学(这也是所有西方研究可能世界的共同的缺陷)上升到文学特殊性质的高度去研究的，可能世界理论揭示了文学的“跨界性”，并将“虚构性”与“跨界性”特征密切相连这对于揭示和理解文学性质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五，多勒泽尔在建构自己的可能世界理论体系时，把文学虚构世界与语言建构、文本建构理论紧密联系，这是将20世纪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语言论文论的成果与可能世界理论紧密结合，大大丰富了其理论内涵，也为语言论文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视野。 当然，多勒泽尔的可能世界理论也存在缺陷，多勒泽尔深受布拉格学派的影响，吸收了大量的形式分析方法，相对忽视了现实世界中作者与读者的构建和重建工作，这一点后来由劳尔·瑞恩等人做了重要的补充工作。多勒泽尔将可能世界理论与文本理论、形式批评融为一体，呈现出严谨的科学主义倾向，但其缺陷也同样在于它的科学主义、逻辑主义势力表现过盛，这也是目前所有西方的文学可能世界理论研究的通病。虽然多勒泽尔也强调了文学的可能世界的概念不是直接从逻辑学机械移植过来的，而是受其启发产生的，但是其构建和展示的可能世界体系仍给我们留下了逻辑大于体验，繁琐细致的分析超过对生动世界的直觉感受。多勒泽尔侧重的是对文学可能世界呈现的结构、模态和类型所做的抽象划分和科学剖析，而缺乏对文学作品生动具体世界的直觉体验和具体感受。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妨碍文学研究发现一部作品的虚构世界其独特之处或最有价值的东西，也会影响可能世界理论在文学理论中的发挥和功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