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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守故纳新的融通手段 中国古代文论虽然是中国话语，具有自身的内生内敛的生存规律。但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却是一直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守故纳新的过程中不断渐进发展与变革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作为唯一没有中断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优越性，其根植传统固守传统的习惯由来良久。中国思维方式的内向性情感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古代文论典籍的杂糅与分散，思维方式的直观与内省，话语表达的模糊与隐喻，范畴概念的多义与笼统，文论语言的精致与典雅，话语体系的诗教与审美，等等，无不是价值追求、思维方式和社会习惯的体现。 近代以前，中国古代文论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以固有的速率和模式不断发展、演变，不同时代都有力能扛鼎的代表论著，如先秦时期的文论作品《诗经》《论语》《孟子》《庄子》《荀子》，两汉时期的重要文论作品《毛诗序》《礼记·乐记》《汉书·艺文志》，晋陆机《文赋》、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明代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等，以现代文论体系之学术眼光观察，它们或者在价值论，或者在问题论，或者在风格论在鉴赏论等方面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独特见地和理论理路。但囿于固有的文化传统，这些文论作品以品鉴、唱和与欣赏居多，它们往往是作者对某一种文体或诗词或文章或画作或戏曲等发表的看法、考察或反思。正如白居易所言“歌诗合于时而作，文章合于事而著”，中国古代文论的论者也是风云际会，因时感事，品评殷鉴，率性而为，不求体大虑周，而求自然随意。所以其电石火光般的断片性的随感与随想居多，虽不乏经典之作，而具备整体上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结构周全、体系完备的著作可谓寥寥，只有，或者《文心雕龙》与《原诗》等可以说是例外。 中国古代文论中少有的对文学进行的整体性理论观照的著作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党圣元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分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割情析采”三大板块，参照刘勰论文之思理，以及古人讲求“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之义法，并且适当地引入现代文论、美学在体系结构上的一些思理方式，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可以按照文原论、文体论、功用价值论、作家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鉴赏论、通变论八大类别进行划分。[5]叶燮是继刘勰之后的另一位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者，其《原诗》是中国古代文论最具系统性和逻辑性的理论体系，它对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等多有阐发，既有深刻的时代洞察能力，较强的哲学思辨能力，又有深厚的理论创见能力，严谨的语言表达能力。 近代以降，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与军事上的挨打，激进的西化模式渐居上风。中国国民的改造、中国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论的改良成为时代的主题。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的缺乏，当下独特文化与价值观的矮化，对传统文化的强大的追怀，对文明记忆的随想成为较长时间思想界的一个主要的看法。传统与现代的割裂，中国与西方的对举，形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局面。中国古代文论也在这一局面下进行着艰难的除旧布新的思考。魏源的托古创新，康有为、梁启超的文化改良，王国维的悲剧美学，均有着较为深刻的守故纳新思想。 “五四”以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更是充满着与西方的对立与争论。中国新时期以来，以童庆炳、钱文中、王元骧等为代表的将审美性——以理性与感性结合作为文学的基本属性的文艺学研究理论创新，陶东风关于中国古代文论“失语”与“重建”的思考，尽管它们总体上并非严格意义的现代学科体系或者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但近现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则较具哲学和美学内涵，不乏独立而深邃的思想与方法，是在固守传统的基础上走出自大与封闭，剔除保守与骄傲，把民族性的自我与现代性的他者西方放在一个世界文化大格局中进行对话与交流，共铸平等、民主、文明、自由对话的中西文论格局。这一格局也是中国古代文论民族性通过守故纳新的融通手段而获得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