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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内敛的生存规律 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必然落入西方理论预设的思路窠臼；以西方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必然滋生水土不服的现象；以中国事例例证西方理论，必然裹足不前。中国古代文论的新变与发展，一定要深深根植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存土壤，遵循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传承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方式，有符合自身发生发展的特质和规律，传统文化、本土语境、民族特性等共同构成了以内生内敛的生存规律架构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涵盖时间跨度大，所以各种文论范畴十分广阔。同一范畴经过若干代的丰富完善，更加涵蕴广泛、视野宏阔、内涵博大、意义精深。也正因为如此，如何诠释也显得界域宽广，表达丰富。中华民族性格的内敛性影响了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和模糊性，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内生内敛的民族性特征。这一特征的最主要表现有两个，具体表现为： 其一，衍生性。中国古代文论的汉语词汇表达的词语衍生性极强，“原本”和“美善”之元典核心概念(或范畴)往往可以辐射、派生出一系列的二级、三级乃至四级子范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元而子，由子而概念，由概念而论题，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既有内涵的深度，又有外延的广度，可以说是弥纶群言而深契文心。由元范畴为词根的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更是在经典交汇，理论融合的基础上逐步派生出一系列核心范畴，如对于“礼”之本源，荀子指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①《礼记》关于“礼”的起源的思想也深受荀子影响，不外乎自然之法则、天命之性情、人道之肇始。陈澔《礼记集说》注曰：“体天地以定乾坤，法四时以为往来，则阴阳以殊吉凶。先王制礼，皆本于天。”天地、四时、阴阳、人情就是“礼”的本源和基础。由“礼”而逐步派生出“礼文”“礼本”“礼仪”“礼义”“礼乐”“礼情”“礼性”“礼命”“礼法”“礼诗”等范畴与概念。 其二，互生性。中国古代文论的汉语词汇表达的词语互生性特征在不同时期的文论著作都有很明显的表现。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关键词，可以互生为中国古代文论命题；同样，中国文论命题也可以互生为若干文论关键词。如西汉以来的“诗言志”艺术社会学的文论观念到了魏晋时代则随着魏晋风骨的盛行，随着当时社会重视人的觉醒，逐渐被重视生命个体的体验、气韵的独特抒怀，非功利性的审美心理学——缘情说的文论观念所代替。陆机《文赋》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他通过研判文质、文理、情性、心志、绮靡等一大批文论关键词的内在逻辑而提出“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的“缘情说”。同样，曹丕在先秦曾子“辞气”、孟子“知言养气”等文论观念的影响下提出著名的“文以气为主”的文论命题。而“文以气为主”虽然是一个文论命题，但它同时是以“气”为元范畴，通过“气”这一核心概念又可以生发、导引出诸如“文气”“养气”“元气”“志气”“体气”“神气”“意气”“才气”“理气”“逸气”“生气”“辞气”“气化”“气韵”“气貌”“气象”“气势”“气脉”“气格”“气味”“气骨”等数十个与“文以气为主”的文论范畴与文论关键词。 考察中国古代文论每一个阐释系统，我们都能够发现其具有相对稳定的体与表、枝与蔓、言与意、道和术、对象和指称、元典和要义，都有衍生、互生的内生内敛的生存规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