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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 正因为有上文所言的中国文论的内敛型特征，也就有了中国话语体系在表达上的模糊性。“模糊性”不是意义上的笼统、不精确，不是表达的“打太极”，也不是言说者王顾左右而言他，而是言语表达的发散性，话语的言外之旨、意外之韵。也就是“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 “意在言外”在宋代已经广泛使用于哲学、美学、文学甚至文论范畴，意即语意婉曲，真意在言语、文辞之外，让人通过言辞去体会话外真意，韵外真旨。宋代司马光《温公续诗话》有“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上”之语；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有“杜牧之：‘此绝句极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见，不待明言之也。’”②明代胡应麟的《诗薮·近体下》也有“李则意尽语中，王则意在言外”之语。 其实言意之辨要追溯到先秦的庄子，如他的《齐物论》的日常之言，《寓言》的艺术审美的诗性语言，《知北游》的“不言之言”和《天道》的“立物之道”的哲学的本体性、超越性语言，都带着很浓厚的“言意之辨”思想。就生命个体来说，任何人对某具体人和事都具有语言上的认知、评价两种功能，同时因为认知和评价的个体在阅历、学识、情感、意向乃至生活或言说环境、身体状况上的差异性，其对事物的认知水平、评价方式也不尽相同，因为这些外在因素的介入，言意之“名”和客体事物之间的“实”自然不是一种简单的科学意义上的一一对应性关系。正如冯契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辩”时所说的，“名实之辩包含着言意关系问题”[3]。比如李煜那首著名的《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短短36字，西楼，弯月，梧桐，深院，清秋等意向，都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物什，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将它们与生活中的客观事物相对照而获得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可感性。但是它们一旦与“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联系起来，这些意向便自然与写作者“我”的现实处境紧密勾连，那是深锁梧桐深院的阶下囚的落寞与孤苦，是无限辛酸和苦涩的与故国离别的离愁与别恨，是他在《破阵子》里面所言的“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河山”无法归去的沉痛与惨怛。也只有在作者那里，现实意向才和离愁别绪，才和国破家亡的沉痛与凄惨紧密关照，以丝喻愁，以有色显无色，以有形表无形，言外之愁在此处就具体可感了，新颖传神了。由此可见，意在言外的言意之辨并不在于言语表达的真正内涵与实际的意向一一对应，而在于言辞和表达主体的情感契合与否，与言辞与感情传达的充分与否。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论表达方式上的民族性特征。 当然，“意在言外”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那就是“言尽意论”与“言不尽意论”。先秦儒墨二家是“言尽意论”，孔子说“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而老庄则是“言不尽意论”。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庄子言“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庄子·则阳》)。对此是在《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书中，冯契先生指出二者的关联说：中国哲学中的“言意之辩”就是讨论言与意之间有无对应关系。“言尽意论”强调言与意有对应关系；“言不尽意论”则认为这种对应关系是不稳定的，以名指物并不能达到对象。如果限于认知的范围，言、意与事物确实有对应关系，这是逻辑要求；但如不限于认知的范围，“言不尽意”也是有道理的，文学作品就要求言外之意，要求言有尽而意有余。[4]概言之，无论是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也无论是卮言曼衍还是得意忘言，总之是“意在言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