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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在“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原题《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柳青离开我们马上就要四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1972年5月，他到北京治病，就住在我家楼下。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确切地说，是朝阳区幸福一村一号楼。他住在四楼342房间。那年，我刚上初一，时常看到他下楼遛弯，不时和我们这些小孩子打招呼。深邃的目光，透过镜片，似乎洞察一切，印象很深。一身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温和的微笑，让人没有距离感。那时还小，没读过他的小说，只知道他是大作家。大作家就是这副农民的模样，是我对文学的最初理解。后来，我也开始偏爱文学，通过各种渠道借阅小说，应当也读过《创业史》，可惜印象不深，应该没有读懂。但感到亲切，感到温暖，感到农村生活的丰富多彩，是一定的。高中毕业那年，我主动要求上山下乡，希望也能像柳青那样深入生活，实现我的作家梦，大约与此有关。 关于柳青的评论，我关注得较晚。严家炎先生的名文《关于梁生宝形象》，是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的。严先生说：“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也许可以说是三多三不足： 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的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1]初读的感觉，批评的多，肯定的不够。因为与柳青有过浅浅的接触，对这种评价有点抵触。但这是专家之言，我无从置喙。再后来，又读到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一文。[2]她提出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认为柳青只是“文革”前“十七年文学”那种“共同文体”的一个写作者之一。“在21世纪初，《创业史》已经是一部不适合阅读的作品——这里所说的阅读，是指专业阅读，即以阐释为目的的阅读。”从当时的学术背景看，这些批评也许不无道理，但从感情来说，依然觉得有些偏颇。我总是固执地认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影响，是否有价值，应持有两个维度，一是现实维度，一是历史维度。有的作品，当时可能很有影响，但是在文学史上并无价值；有的作品在当时默默无闻，却有文学史意义。如果说柳青的作品只是前者，时代的传声筒，并无文学史的价值，那么问题来了，学术界围绕着柳青《创业史》召开的各种学术研讨会，还有大量的评论文章，特别是新时期陕西文坛上“三棵大树”的成长，都与柳青的文学史价值的讨论有关，这如何理解？我后来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于现当代文学渐行渐远。但我意识到，围绕柳青《创业史》的争论，其实涉及很多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 恩格斯《反杜林论》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常常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大而化之。只有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还原，走近真实的历史，所得结论才有可能切合实际。1943年2月，中央决定文艺工作者到工农群众实际工作中去，柳青作为头一个被讨论通过鉴定的同志，被中央组织部抽调下乡，分配至米脂县民丰区吕家乡政府做文书。柳青的独特性在于，他兼具革命工作者和文学家的双重角色。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工作者，理解党的农村政策，深知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在文学上，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触，把翻天覆地的时代风貌表现出来，创作属于自己的史诗。创作《种谷记》，也许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构思《创业史》时，并没有将革命理想与文学创作作分离式的理解，而是力图将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试图从政治的、现实的、文学的高度去理解人物、塑造人物。1952年，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柳青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回到陕西长安县工作，在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真正走进“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不断拓展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终于写出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 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柳青最清楚农民想什么、农民最需要什么。一个批评家，如果脱离农村实际，或者用后来的眼光看问题，就会觉得柳青笔下的农民过于脸谱化、概念化。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存在的，但更多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历史比较隔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