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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赋予史德、文德涵意的过程中,章学诚主张文、史相融,著、评耦合,使得《文史通义》的价值不只停留于史学观念的阐发,而且也涉及文学理论的阐释,这就是史德、文德所蕴含的文学著者之德与文学评者之德。 《文史通义》是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著作,清代学者章学诚在这部书中不仅批判了历史上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章学诚在承继刘知己“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新唐书·刘知几传》)的论调之外,另立“史德”“文德”词条(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5版),以彰显才、学、识不能涵盖的历史问题。在具体赋予史德、文德涵意的过程中,章学诚主张文、史相融,著、评耦合,使得《文史通义》的价值不只停留于史学观念的阐发,而且也涉及文学理论的阐释,这就是史德、文德所蕴含的文学著者之德与文学评者之德。沿袭章学诚“史德”“文德”制词的理路,评者之德便是“解德”,也就是解读文本时应当遵守的一些原则。 心术要正 对一部作品的接受,有时会存在对立的情况。《西厢记》《金瓶梅》《史记》的接受就颇具代表性。《西厢记》在其传播史上曾颇受争议:“文者见之为文,淫者见之为淫。”(《增订金批西厢记》,中华书局1916年版)这种接受情况也出现在《金瓶梅》一书上:“(《金瓶梅》)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廿公《金瓶梅跋》,丁锡根编著《中国古代小说序跋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无论是“文者见之为文,淫者见之为淫”的说辞,还是树“先师不删郑、卫之旨”的大旗,都是流于现象的陈述,而没有上升到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辩护。今人解读作品,允许存在多元,但事关作品性质判断,多元有时未必就是宽容。 章学诚在为《史记》非“谤书”辩护时提出的心术要正,颇具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其看来,“谤书”是因读者心不平而加之于《史记》上的“史识”,而非《史记》本身具有“谤书”的性质。换言之,《史记》为“谤书”是读者的误读,也即“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为何读者心不平会导致误读?章学诚从“气”“情”两端予以阐发,认为:“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气平情正,解读文本才会趋于理性,行之于文,则文中正平和。反之,若气失情偏,为文易坠于偏激、骄纵与沉溺。因此,解读的心术要正要平,方能不因己之气失情偏而使批评远离客观公允。 就《史记》而言,尽管有记录汉家不善之事,但“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因此,以“录汉家不善之事”概称《史记》为“谤书”,实乃读者气失情偏之所然。同样,解读《西厢记》《金瓶梅》时,仅仅沉湎于张君瑞的翻墙及西门庆的行乐,而不顾“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及“有所刺”,那么,接受的反映必然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 临文主敬 心术要正指出了气失情偏带来的或娇或溺,并没有清晰点出以何为正的具体标准。在“文德”词条中,章学诚提出了“临文主敬”,弥补了这一逻辑上的缺陷。“临文主敬”之“文”,泛指“一切文字”。对为文的态度,因“立言”不朽的内在约束,使得多数传统文人持一种慎之又慎的敬畏。贾岛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创作的甘苦昭示了传统文人“临文”的不苟。 临文为何要怀敬畏之心呢?在援引“迎而拒之,平心察之”(韩愈《答李翊书》)与“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基础上,章学诚提出了为文应有的姿态:“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心平”才能正,才能够“合度”,而“度”即规范标准。韩愈强调“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柳宗元认为《诗》《书》对其为文有着绵绵的滋养功能:“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由此而知,韩、柳二人以儒家经书为源,沉潜其中,含英咀华,抹去了自己的“矜气”“昏气”等,从而使自己的为文“闳其中而肆其外矣”(韩愈《进学解》)。因此,“临文主敬”之“敬”是指对自己所持守文化理论的捍卫,“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是对自己所持守文化理论的娴熟运用而又不逾矩。 论古必恕 魏、蜀、吴三国成为史家记录的对象时,是纪魏传蜀吴,还是纪蜀传魏吴,不同时代的史家有不同的写法。陈寿《三国志》与司马光《资治通鉴》“纪魏而传吴蜀”, 习凿齿《汉晋春秋》和朱熹《通鉴纲目》则“起而正之”。一段史事,记录时前后顺序有别,对其进行解读时读者也会对陈寿、司马光的做法提出异议:“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毛宗岗《读三国志法》)陈寿、司马光撰写三国历史,论地不论理,受到毛宗岗的批评,习凿齿、朱熹依据尊理疏地的历史评判原则,“起而正之”,因而深获认可。这种史识颇为新颖,关涉西晋、北宋的都城方位与东晋、南宋“偏居一隅”而又以正统自居的文化心态。毛宗岗所谓的理,指的就是撰史者要心存正统意识。 如何评述这种掺杂正统意识的历史现象?章学诚提出了饶有趣味的假设:“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人是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人,因此,对人行为的理解不仅要有一定的时空意识,更要有“诸贤易地则皆然”的换位思考。论文要知其世,这是传统一贯的看法,而论文要知“古人之身处”,则是其一大发明,其内蕴着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意识。知“古人之身处”,才会抱着“了解之同情”去理解其身处历史的所作所为,这也就是章学诚所谓的“论古必恕”:“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如是,围绕三国历史写法引起的评议,才能摆脱“尊理疏地”的偏狭,使得“理”既具有正统的意涵,又涵括撰史者不得已而如此的“当代”情境。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古必恕”提出了对待历史的评述要赋予古人“了解之同情”;“心术要正”“临文主敬”指出了深耕儒家经典才能有所守有所弃。在韩愈、柳宗元看来,持守传统儒家的道统,才能避开世事复杂带来的纷扰,撰文立论时才会不为“矜气”“昏气”等所蔽。 创作与解读不是随心所欲的,“取道之原”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持守,而有不同的持守也就会有不同的“合度”。章学诚提出的“心术要正”“临文主敬”“论古必恕”的解读原则,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并非完美。在对“史德”“文德”的具体展开中,其站在儒家立场,指点“文史”,溯古求源,尽管学理满满,但也难掩崇古的好尚。回瞻章学诚提出的解读三原则,“心术要正”“临文主敬”关乎着操持的批判武器及与之相对应的立场。批判的武器偏了,立场自然会歪。“论古必恕”,意在“今人”论古时要回到现场,不作“今人”异地异时难为却苛求“古人”理当如此理当不如此的轻薄之论。就此而言,章学诚的解读原则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放之当下,对解读中出现的解构历史、虚无历史以及临文草率、心术不正等现象的评判,不无一定的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