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就题材而论，“70后”作家张爽的最新小说集《火车与匕首》中的大部分篇什都可以归入乡土写作的范畴。和许多书写乡村的作家一样，张爽选择了自己的故乡“四顷地”作为叙述的“原乡”，在这里铺陈人物的爱恨情仇。张爽的特异之处在于他并不执意表现近年来乡土写作的热门主题，比如乡土的空心化、乡土社会原有淳朴的人情伦理受到外部商业社会的侵蚀等。张爽更喜欢表现乡土内在的善与恶。这种内在的善与恶通过张爽的生动书写获得了某种普泛性与寓言性。由于农业文明的悠久传统与深远影响，中国历来被称为乡土中国，而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一脉也格外强大。书写乡村问题因此绝不仅仅停留在乡村，而是具有民族、时代的整体性辐射的意义。张爽以故乡四顷地为个案，结合切身体验深入挖掘，他的“四顷地”书写也因此日益深刻，卓有成效。
    中篇小说《火车与匕首》通过一个少年的视角展示乡土之“恶”。小巴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听话的好孩子，从小刻苦努力、品学兼优。遗憾的是，他没有如愿考入市重点中学，只上了一所职高。小说主要表现小巴在职高与兰志勇之间的纠葛。兰志勇是一个痞子学生，在学校里横行霸道。大部分同学都默默忍受了兰志勇的言行，但貌似弱小的小巴无法抑制内心的义愤，挑战兰志勇。小说中的这所职高事实上成为乡村世界的隐喻，这里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暴力哲学。兰志勇是个痞子，但同时也是学校秩序维持会的队长，也是这所学校管理体制所倚重的对象。也就是说，“老师”们也通过暴力哲学来管理学生。小巴在作文中幻想自己拥有一把“匕首”来刺破灰色的现实，却被管理者误解为他确实拥有一把足以挑战他们的凶器，在教导主任的指示下,小巴又被兰志勇收拾了一顿。退学回家的小巴在同伴二条的鼓动下聚众到学校找兰志勇报仇，却意外地将前来劝架的同学小葛打倒在地。可以看到，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暴力哲学的服膺者，包括原本怀抱理想主义冲动的小巴。乡村之“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吞没了自己的孩子。
    张爽喜欢以少年视角观察乡村世界。在张爽笔下，暴力的承受者和实施者往往也都是少年。在《坐在树上看风景》中，少年东来的父亲王宝贵在妻子死后每日喝得烂醉，而后就开始肆意殴打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最终，王宝贵死在家门前的坑里。人们都以为他是自己醉到跌死的。其实，他是被他儿子东来推到坑里埋掉的。《火车与匕首》《坐在树上看风景》都演绎了乡村世界暴力的循环与暴力哲学的蔓延。
    但是，张爽并不愿意自己的人物沉溺在阴暗的暴力世界中。在他看来，乡土世界同样有它内在的光与亮，有它的梦想。《饥饿的熊》中，乡村汉子熊宝德经常受到同村二嫂子的资助才得以不饿死，只能通过帮忙干些农活来回馈。二嫂子丈夫去世后，熊宝德却再也不肯上二嫂子家，怕别人嚼二嫂子的舌头。二嫂子改嫁后，熊宝德痛哭一场后离开了四顷地。作者笔下的二嫂子和熊宝德无疑是乡土社会美德的象征。
    作为暴力的象征之一，匕首的意象在张爽的作品中颇为常见。而“火车”这一意象也在张爽的作品中频繁出现，代表了乡土上的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幻想。《信使》中的少年“我”最大的梦想是在15岁之前，一个人坐火车出门远行。火车代表了一个少年对远方的热望，还有对可能遭遇的“艳遇”的幻想。因此，《信使》中的美艳少妇与其说实有其人，不如说是少年幻想的产物，所以小说结尾，作者才留了这么一笔：“我不甘心，又在车站附近找了找，还是没有，她的高大的身影就像她身上那种浑然一体端庄而神秘的气息一样，在我面前消失得干干净净……”
    除了对乡土世界“四顷地”的深入书写，小说集《火车与匕首》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张爽近期在创作上的其他探求与突破，比如他的“西厢记”系列小说《狗男女》。小镇文人苟富贵通过送领导字画成为东风镇镇政府的编外人员，无聊中在网络上认识了几个不甘寂寞的女文青，发展出几段暧昧不清的情感。苟富贵的妻子崔莺莺为别人装修时不慎坠地重伤进了医院，苟富贵偶然得知曾经与自己在网络世界打得火热的网友“贝多芬”其实是教育局局长的夫人。于是，苟富贵顾不得斯文扫地，一张“艳照”使他敲诈到了想要的医疗费，却也使他尝到了自己酿就的苦果。正所谓“人心不古”，在张爽的现代“西厢记”故事中，“张生”与崔莺莺们的故事已全无古典文本中的浪漫气息，“爱情”成了敲诈勒索的工具。张爽这一系列作品的价值还有待人们进一步的发掘。
    从小说集《火车与匕首》，我们可以感受到张爽积淀多年的写作脉络。张爽的写作，从“四顷地”出发，紧贴着熟悉的人物写，稳扎稳打、日益开阔。这样的写作，自有其深刻之处，也更加耐人寻味。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