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由军委政治工作部话剧团联手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创作排演的叙述体话剧《从湘江到遵义》日前在北京八一剧场上演，引发业内和观众热议。剧作选取“从湘江到遵义”这一长征中的特定历史时段，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崭新的视角、强烈的现代意识、鲜明的艺术个性，成功地展现了这一特定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业内专家认为，该剧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剧本。剧作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史诗性和思辨性相结合，雄浑凝重、大气磅礴，再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重新唤起人们对崇高信仰的敬畏之心。该剧将于11月进行第二轮演出。本报刊发来自专家和观众的部分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历史选择 民族之幸
    王蕴明
    帷幕落下，步出剧场，漫步在喧嚣的夜空下，那燃烧的血与火，弥漫的硝烟烈焰，庄严耸立的烈士雕像，久久地萦绕于脑海之中，激动之心难以平静。湘水呜咽，乌江怒涛，8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那场震惊中外、举世无双的伟大长征，宛如目前。在舞台上讲述长征历史并非罕见，然而聚焦于红军由湘江惨败到遵义会议胜利召开这一段史实，以生动的戏剧场景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再现红军由危亡走向胜利的历史性选择——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袖地位，话剧《从湘江到遵义》当属首次。
    时空交错的自叙体舞台样式
    全剧采用叙述体戏剧结构，这种叙述体不是通常的第三人称，而是让已经作古的革命先烈们“自报家门”，一者现身说法地向80年后的今人叙说着当年他们所亲历的那场血与火的斗争，二者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向在场的战友叙说自己牺牲的场景以及身处不同场域的亲人间的心灵对话。如第三章，毛泽东悲愤地对“三人团”的军事顾问李德痛诉牺牲的红军将领陈树湘、易荡平、沈述清、杜中美、黄冕昌等时，众烈士们纷纷应答：“到！”而且各自报告了战斗与牺牲时的景况。又如第四章连长大虎牺牲前与远在家乡的母亲的隔空喊话等。这种历时态和现时态的时空交错的叙述方式既增强了戏剧场景的灵动，又收到了生死相依、今昔相通、身临其境的情感共鸣。
    宏大叙事与深沉抒情
    剧作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由那场血雨腥风的湘江之战说起，气壮山河的惨烈战斗之后，孤鸿哀鸣、残阳如血。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只剩下了30000人。血的教训惊醒着红军上下，将士们开始质疑红军最高领导“三人团”的决策，期盼着恢复被错误剥夺了的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王稼祥站出来了，要求中央开会，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争取到参加会议的发言权，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辩，中央各级领导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部队开始转变了行军路线。继而经过黎平、猴场、直至遵义，终于结束了以当时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为首的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左倾盲动主义和逃跑主义领导，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开始居于全党全军的核心领导地位，指挥红军由失败走向胜利。这一伟大的转折也雄辩地证明了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在紧张激烈的战斗叙事中，剧作始终与状叙人物情感世界相伴而行。这里不仅有指战员们昂扬的革命激情、豪情，也不乏深沉的亲情、柔情，如毛泽东与贺子珍、周恩来与邓颖超，大虎、二牛、水妹、母亲一家人。贯穿全剧时而低缓、时而嘹亮的“八月桂花开”的民歌，似涓涓溪水融入澎湃巨流前的宁静、恬淡，又似扑面的春风驱赶着冰冷的寒冬，亲昵、温馨。更有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革命领袖在战斗的间隙，观雪景、吟古诗，抒发着他们胸怀丘壑、扭转乾坤的坚定信念、意志与决心。一首《望蓟门》的联吟，将三人的革命情怀扭结成一杆无坚不摧的缚敌长缨。
    群山拥立高峰的英雄群体
    剧作主旨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无疑，毛泽东是群英的核心。尽管事件发生的时空相对集中，但毛泽东在逆境中的睿智、从容、胸襟、坚韧、胆略、果敢及丰富的情感世界皆有所展示。在湘江之战遭受重大牺牲的炮火中，身患疾病的毛泽东出场，无疑他的心情是忧郁沉重的，军权被剥夺，失去了在重大决策中的发言权，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的惨状，却无能为力。然而，他并不气馁、懊丧，而是思索着大革命以来的成功与失败，在蒋介石发动“二七惨案”，无数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尸骨成山的惨境中，真正的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而是擦干血迹继续战斗，这力量的源泉来之于信仰，只有信仰坚定才能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他由此想到瑞金的彭大娘，红军出发时她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交给了红军，并相信红军一定会打回来。他见到受了重伤的彭大娘的儿子大虎，让大虎坐自己的担架过江。面对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前后围歼的危境，有孕在身的贺子珍和干部战士们对红军的命运、前途忧心忡忡，毛泽东一边宽慰着自己的妻子，一边以《庄子》寓言中一飞冲天九万里的北海之大鹏鸟激励同志们的革命信念与信心。在与张闻天、王嫁祥三人同心协力促成纠正“三人团”错误的中央会议召开之前，为避免中央领导层的分裂，毛泽东借机作“三人团”成员之一、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工作，开导他不能只做好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担当，好人就是罪人！”在与博古、李德激烈交锋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慷慨陈词，以数万将士牺牲的惨烈事实说明现行路线的错误，审时度势地指出中国革命应走的方向道路，赢得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多数领导的赞同。直到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一个雄才大略、力挽狂澜、“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伟岸形象矗立在我们面前。
    伴随着长征的步履，我们还看到了一组组红军的英雄群像。这里除了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的张闻天、王稼祥、朱德、贺子珍、邓颖超，还有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红一军团团长林彪，中革军委作战二局局长曾希圣，在第一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陈树湘、易荡平、候小锁、大虎、二牛、宣传员水妹子、警卫员陈小龙等，以及为执行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忍辱做李德妻子的肖月华，他们各有所职，各具声貌。剧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周恩来的新形象，他作为“三人团”军事指挥的最终执行者，对于长征初期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与邓颖超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艰难、痛苦与自责，在与李德坚决反对改变共产国际指定的行军路线的交锋中，我们看到了他对党的忠诚与坚定。在遵义会议上他不计个人荣辱，诚恳地“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历数了建党以来几届党的领袖，“都败给了蒋介石”，“和蒋介石斗，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投出了支持毛泽东的关键一票，从而在另一个侧面挽救了党和红军。
    群山拥高峰，有主角、有配角的英雄群像，这种人物关系的构建与塑造可谓是革命历史题材和英模人物现实题材创作的新拓展，展示了当代戏剧美学理念的新生面。
    血染湘江水 日出遵义城
    王敏
    从湘江之战到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事业的最重要的历史拐点。话剧《从湘江到遵义》以磅礴的气势、炽烈的情感、深邃的内涵与思辨的品格，将这个极富长征精神的历史片段，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作了深刻揭示。从演出中，我们看到了军委政治工作部话剧团对总政话剧团光荣传统的继承与开拓，我们感到了文艺战士的神圣使命与担当精神。
    该剧在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可以说从剧本的创作阶段就开始了，并锲而不舍地贯穿始终。首先是演出样式，没有用通常的写实手法，而采用了叙述体。参与演出的所有演员都是事件的叙述者，介绍着自己和别人，发表着自己独特的评论和见解，强化了作品的诗情、哲理与思辨的张力。演出一开始，战士们走上方形斜平台，直面观众：“我们是80年前的工农红军，我们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的肉体早已深埋在泥土里，我们的灵魂仍然长留在这片曾经燃烧的土地上。现在很多人已不再关心甚至也不清楚8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几组惨绝人寰的或动或静的造型展现在舞台上，将湘江之战的惨烈、悲壮揭示得令人震颤。如果说第一章“湘江，血染的湘江”渲染的是湘江之战红军部队牺牲的悲壮气势，而第五章“胜利，从遵义开始”则进入了哲理与思辨的层面。通道、黎平两次政治局会议的激烈争论用写实的手法，而重中之重的遵义会议却没有正面呈现在舞台上。浓墨重彩地将会前不同层面人的内心争斗，甚至极其浪漫地让牺牲了的陈树湘、易荡平等烈士的忠魂在星光中出现，期待着会议的结果。精雕细刻地刻画了人们对会议的期盼与人心所向。而后一个干部上来一句：“遵义会议整整开了三天，李德、博古‘稍息’了。错误路线被清算了，毛主席增选为政治局常委，直接参与指挥作战。”遵义会议就结束了。我们为这样的艺术处理震惊、叫好。全剧结尾战士们又直面观众，站立在如血的残阳前发出了：“长征，并没有结束，万水千山，只是很短很短的一段路，民族复兴的万里长征仅仅迈出了一小步，要继续前行……信仰之火不能灭！鲜红的旗帜不能倒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呐喊。这组表现语汇的使用，正如说明书“写在前面”中说的：“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岁月却不该被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遗忘，它应该铭刻在后来者的心上，扎根在民族的集体记忆里。80年后的中国，长征还在继续，活在当下的人们更需要用信仰的火炬照亮前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想这就是这次演出的最高任务。同时，转台的使用已初步形成语汇，给人以无尽的联想：在段落与段落之间，是那些工农红军战士们或有指挥，或默默无声地推动着这沉重的平台转动，直到合适的角度。与上面的指挥员、战斗员形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就在这些血污、泥泞满身的年轻队伍中，让我们看到了信仰的闪耀。是他们上下一致，形成、推动着长征的步伐，历史的脚步。
    尽管作品是为无数牺牲在长征途中年轻的红军战士塑像，群戏的色彩浓重，精心刻画好几个主要人物却是至关重要。面对成批倒在湘江两岸的战士和被鲜血染红的滔滔江水，毛泽东（赵旭饰）郁闷和孤独得几近爆发；周恩来（刘劲饰）作为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始终处在矛盾的漩涡中，“身处这云雾山中，我透不过气来，身上压着这五岭，我也要塌了……”毛泽东尖锐而犀利地提醒：“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知错不改就是错上加错。要是在大是大非大生大死面前不敢担当，好人就是罪人啊！”如同警钟一样时时响在心灵深处。直到李德气急败坏地骂他：“你们都是叛徒！你周恩来是最大的叛徒！”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震怒了，“我没有背叛我脚下的土地，这就是我最大的忠诚！”他痛心地反思由于自己的妥协退让给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认识到：“和蒋介石斗，中国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所以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他已成竹在胸：“这将是一次生死攸关的会议。我周恩来能做的就是说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说的话，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和大家一起从头再来。”应该说，一度创作，剧本将周恩来复杂激荡的内心刻画得丰满有层次，为演员的二度创作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而演技炉火纯青的刘劲，准确地把握住复杂的规定情境，精细地捋顺人物的行为逻辑和情感脉络，将周恩来的忏悔、反思、自责及承担的品格令人震颤地呈现在舞台上，成为“这一个”周恩来的舞台艺术形象。
    李德也是一个极易被脸谱化模式化的角色。洪涛的功力在于对角色分寸的准确把握。在人物性格、内心情感的挖掘上下功夫。洪涛塑造的李德有理想，有信仰，但对中国的现实了解甚少，又不肯研究学习。正如他说的：“我不懂中国的历史，我只知道战斗，战斗，我们要继续战斗！……”生搬硬套一种套路而不与实际相结合，盲目自信与骄傲又使他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而不肯回头。这是他的思想和性格的悲剧。洪涛将李德的性格、命运，这个人物所体现的文化意义上的“水土不服”生动地掲示出来，展现了扎实的现实主义表演功力，体现了对不同风格流派表演观念、语汇的追求。
    重塑中国人信仰之魂
    王金明
    信仰高于生命，方向决定成败，这是话剧《从湘江到遵义》对于历史的深刻解读，也是旷世之举长征成功的真正奥秘。一部历史剧，除了再现风雷激荡的遥远岁月，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烟云中寻找到现实的着眼点，对此，《从湘江到遵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重温长征精神，重塑中国人信仰之魂。
    湘江一战，是中国革命史上损失最惨烈的战役。该剧就从这场惨败开始，拉开历史的帷幕，把我们带回80多年前湘江岸畔的炮火硝烟中，让我们身临其境地直面奋斗与牺牲，共同经历中国革命最危难的岁月。这是过去许多历史作品有意无意回避的惨痛失败场面，而该剧的创作者们却以此作为开篇，这不仅需要艺术勇气，更需要叙事逻辑后面蕴含的价值指向。
    回望历史，可以说没有坚定的信仰，长征不可能成功，这是长征最基本也是最强大的动力。然而，敌强我弱，正面硬拼，辎重拖累，行动缓慢，战术呆板，教条主义……错误的方法方针方向只能把不惧死亡的人们带向死亡。3万多人的生命换来了共产党人的清醒，换来了他们对战争的正确认识，换来了他们新的政治思考，催生出他们逐渐成熟的政治智慧，并从此彻底开启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共产党人懂得了最宝贵的四个字——实事求是。湘江战役虽然失败了，但却引发了遵义会议，千疮百孔的革命航船终于回到了正确航线，在最深的谷底，萌发了最强的希望，在最深的暗夜，露出了终将磅礴的曙光。
    但这个逆转谈何容易，一个政党有没有认识错误纠正错误的能力？关键时刻有没有人无所畏惧地挺身而出？那些能够辨析真理洞察方向的人，能不能站在舵手的位置握住方向盘？每一个面临选择的共产党人能不能经受住历史和现实的考验？中国革命真正正确的道路到底在哪里？《从湘江到遵义》用艺术的方式回答了这些严峻的历史诘问。
    该剧采用了叙述体、史诗剧、思辨体戏剧相结合的全新戏剧结构，多点多线，块面结合。剧中人物在演出进程中既是叙述主体，也是戏剧角色。我特别喜欢这出戏中不同于传统戏剧的时空构置，十分自由灵动，生者与死者之间、领袖和官兵之间、百姓之间、亲人之间超时空的对话，展开人物心理空间的精神风暴。有时还让人物的思绪穿越历史，进入80年后的现代社会，直面当下，探究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血脉联系。整体节奏一改传统话剧的缓慢模式，进展快速、气氛紧张、扣人心弦。可以说，该剧用创新的方式找到了对历史独特的艺术表达。
    剧作是根本，演员是灵魂。该剧用感人至深的表演让英烈们重回人间。我甚至相信这些演员们就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有那样的身形，有那样的激情，有那样的信仰……整体性的史诗呈现，包括那些匆匆倒下没有看清面孔的小红军战士，都展现得真实感人。特别是几个主要演员，如赵旭、刘劲、洪涛、曾泳醍、尹诗先等，情感真挚，极具震撼力。其中饰演周恩来的刘劲彩排时受伤，右脚骨裂，但为了按时完成汇报演出，他不顾医生劝阻坚持登台，拄着拐杖满头冒汗行动艰难的刘劲更加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长征路上的周恩来，这是之前剧本里没有的细节，是一位优秀演员对艺术的回应。
    像湘江战役一样，该剧的主创团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总策划兼编剧之一的王宏说，“难，太难了！这就是一次艺术长征啊！”为什么难？长征是一个老题材，各种艺术门类使用次数太多，已经形成了传统的表达定式，难以出新。此番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可谓一项时间紧迫的政治任务，压力山大。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遵从艺术创作规律，老老实实深入生活。除了大量研读史料外，编剧李宝群、王宏、肖力，导演宫晓东等一行数人风雨兼程，沿红军长征从湘江到遵义的路线进行深入采访、体验生活，从广西的兴安、全州、龙胜到湖南的通道，贵州的瓮安猴场、黎平、乌江，遵义，翻越娄山关，探访赤水河，行程2000多公里，采访相关人员100多人次，参观红军纪念馆十余个，祭拜红军陵墓数十处，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剧本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这些仅仅是基础而已，伟大的长征两万五千里，选择哪一段作为叙事的基本脉络？为什么选这一段？这又牵扯到对主题及意义的思考，主题不明晰不仅无法确定时间和空间，也无法确立人物和细节，环环相扣，每一处都是创作的难点。团队内部一边采访，一边狂掀头脑风暴。
    当下中国处于一个从没有过的历史阶段，改革持续深入，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在变革和转型中震荡，在追求富强的同时人们也陷入物欲膨胀的怪圈，精神萎靡、贪图私利、道德滑坡、价值观畸变……我们严重缺失了最宝贵的信仰，缺失了曾经让我们不惧牺牲，坚贞圣洁的革命理想，实际上我们也就缺失了精神的方向，毫无疑问，现实最迫切的呼唤是理想的回归、信仰的重铸。主创们终于从现实意义中找到了突破口，有了这个突破口就能在历史的现场找到切入点，80多年前的硝烟岁月、坚守和牺牲，80多年前共产党前辈们衣衫褴褛伤痕累累却紧紧怀揣的高贵信仰，就是今天急需的黄钟大吕。有了坚定正确的创作方向，作品也就有了灵魂，随后王宏他们的创作团队连续奋战，十易其稿，最终完成了排演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