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创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伴随着对西方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的全方面的译介和接受。而作为东亚现代史上的先发国家，被竹内好视为优等生的日本，在中国借镜西方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中介作用。仅就鲁迅而言，留日时期的鲁迅正是在日本的大正年代的文化历史语境中获得了对西方文学与哲学新知的历史性认知。“五四”之后的鲁迅对厨川白村的翻译与介绍，也构成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史上一个令学者屡屡反顾的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鲁迅的理论兴趣转向左翼思潮的过程中，则侧重参详的是日本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翻译，也应和了30年代中国学界大批量引进西方文学与思想资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潮向。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出版界集中出版了一批译介西方文艺思潮的著述。譬如宫岛新三郎的《欧洲最近文艺思潮》以及升曙梦的《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即是现代书局推出的既有概观性又有专题性的专著，两部书的作者都是30年代在中国形成了影响力的日本知名学者。
    有当代研究者这样介绍《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的作者及其著作：“宫岛新三郎（1892—1934）以研究世界文艺思潮史、文学批评史见长。他著有《欧洲最近的文艺思潮》、《明治文学十二讲》、《大正文学十二讲》、《文艺批评史》、《现代文艺思潮概说》等。中国译有他的《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现代书局1930年版）、《现代日本文学评论》（开明书店1930年版），《文艺批评史》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文艺批评史》。《文艺批评史》以欧洲文艺批评为主，对世界文艺批评的起源发展做了全景式的描绘，在日本属于这一领域中先驱性的著作。该书1928年在日本出版后，当年中国就有人把它编译成中文，以《世界文艺批评史》为题出版（美子译述，厦门国际学术书社版）。1929 年和1930年，先后又有上海现代书局和开明书店出版了黄清嵋和高明的两个译本。宫岛的《文艺批评史》是现代中国翻译的唯一一种世界文艺批评史著作。”[1]
    与宫岛新三郎的全景式的《文艺批评史》相比，这部《欧洲最近文艺思潮》讨论的时间段比较集中，侧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文艺思潮。宫岛新三郎在序言中这样定位自己的这本书：“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目的是在于欧洲文艺的主要思潮的最简明且要约的叙述；所以可以说是欧洲文艺史的入门书。在这小册子里，比较着重的是现代，尤其是大战前后的文艺思潮——换句话说，便是浸透了全世界底以社会意识为基础的新兴文艺的思潮。类似的书，虽并不是没有，但是把现代的文艺思潮和旧文艺思潮对照观察的，却或许只有这一本。因此，这本书量虽不大，却是多少有些自负的呢！”尽管作者认为该书对于东方读者了解西方的“新兴文艺”，只是一本入门性的小册子，但作者“把现代的文艺思潮和旧文艺思潮对照观察”，构成了本书一大特色。《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由五个章节构成：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的源流、浪漫主义的消长、现实主义运动、新浪漫主义诸相、改造期的文艺思潮，大体勾勒了西方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即“新浪漫主义”）的文艺发展的历史轨迹。[2]
    而升曙梦则是介绍俄苏文学最力的日本学者，《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中译本近700页，对当时的中国学界而言，堪称是皇皇巨著。《现代》杂志刊登的关于该书的广告这样评价这本书在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研究领域的特征和价值：“本书分列各著名作家，衬以时代思潮而详述俄国现代的文学，上溯至正当全俄国上下的人心被灰色的暗影所笼罩住的一八九○年，下及于苏联治下的一九三○年。议论见解，均极精辟而有独到之处。著者升曙梦为现今日本最闻名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已半生埋头并浸沉于俄国文学研究之中，于俄国文学有极深切的体会。此书即系结晶其半生的研究而成，其价值可见。关于论述俄国现代文学的专书，如同本书那样详备卓出的，实属罕见。本局特请许君译出以饷一般研究俄国文学者，并备大学外国文学系学生作为重要参考用书。”[3]《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的特出价值，可能主要在于它是一部论述俄国现代文学的“详备卓出”的专书。
    除了现代书局出版的《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升曙梦的关于俄苏文学的近十种著述也基本上被译介到中国文坛，其中大部分都翻译于30年代，迎合了中国文坛了解俄苏文学的热情。升曙梦在《写给中译本的序——呈译者许亦非君》中的一番话，多少道出了中国文坛关注俄苏文学的内在原因：
    原来，我是个认为在贵国与俄国之间是有着很多的共通点的一人。在国家的特征上，在国民性上，在思想的特质上，这两个国家是非常类似的。在这意义上，即使说中国乃是东方的俄国，俄国乃是西方的中国，似乎也决非过甚之词。所以，俄国文化，比之世界任何一国，我相信在贵国是最能接受并最能正当地理解。就从那一点来说，本书由着你的秀逸的翻译和非凡的努力，比之在日本，在贵国怕会看到更多的成功吧，我私自这样期待着[4]。
    升曙梦的判断颇有远见，堪称预言了中俄两国在未来的几十年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中俄之间的共通点，除了升曙梦所谓的“国家的特征”、“国民性”以及“思想的特质”上的类似，恐怕还在于30年代苏联的当下，即是中国的未来。《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的译者许亦非在《译后记》中写道：
    片上伸氏曾说：“俄国是从最初以来，就有着当死的运命的。……”但俄国却毕竟已摆脱这所谓当死的运命而自行苏甦了转来，在这苏甦转来的过程中，俄国的文学是与有大力的；至少可说是因为有这文学的推动力，俄国这才至于苏甦过来了的。中国在目前，也正如过去的俄国一样，已有当死的运命临到头上；然而，中国目前的文学又何其这样浮浅而毫不隐含着一点深沉的力呢？这译本倘能略略使惊觉到这一点，为译者的我，就已十分满足了。[5]
    译介的意义，似乎不仅仅关乎文学，甚至也关乎民族的命运，关乎中国在“当死的运命临到头上”的历史关头，如何“苏甦过来”。翻译的意义恐怕更应该在这一高度进行体认吧？只要想到鲁迅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把毕生相当一部分精力持续地投入在翻译工作上，就可以体会到翻译之所以堪称“伟业”的原因所在。
    关于升曙梦，译者许亦非在《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译后记》中介绍说：“著者升曙梦，号直隆，我不大知道他的生平，只知道他曾经当过陆军大学的教官，现已自行告退，在乡间埋头于俄国各方面的研究；他系日本最有名的一个俄国文学研究者。”“正如关于十九世纪前半欧洲文学上的运动，全世界只有布兰兑斯的一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史一般。在这一点上，本书可说是世界仅有的一部关于现代俄国文学的最详实的历史文献或研究。”《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的确当得上许亦非以及《现代》杂志上的广告语的评价：“关于论述俄国现代文学的专书，如同本书那样详备卓出的，实属罕见。”因此，升曙梦在《写给中译本的序》里毫不谦虚地自称：“虽然像是自称自赞，但关于这时代的研究，如同本书那样完备的，就连俄国本国也还没有。”这种“自称自赞”在宫岛新三郎那里也同样见出。《现代》上关于宫岛新三郎《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的广告语“录自原著者序”，序中作者亦自吹自擂：“类似的书，虽并不是没有，但是把现代的文艺思潮和旧文艺思潮对照观察的，却或许只有这一本。因此，这本书量虽不大，却是多少有些自负的呢！”
    两本书中都可以看出作者的自负。这是近代以来日本人特有的自负。在现代文学思潮的传播史上，日本对西方的文学介绍的最力，他们在传递和研究西方文学与文化方面也的确当得起这种自负。也因此，使得中国留日的诸留学生作家通过日本人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的中介，获得了新知。除鲁迅外，周作人和创造社、太阳社诸公，都通过日本文坛了解西方的文艺思想。鲁迅说“别求新声于异邦”，其中日本的中介作用自然不容小觑。
    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中国文坛通过厨川白村对弗洛伊德和象征主义的接受。在鲁迅和郭沫若对弗洛伊德理论借鉴的过程中，厨川白村的中介作用是非同小可的。厨川白村也因此成为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日本理论家，甚至比他在日本本土的影响还要大。梁盛志在40年代就曾经说过，厨川白村的“主要著作，几乎翻完，他在中国所享的盛名，可说超过在本国以上”[6]。五四时期诸多中国作家都对他情有独钟，其中鲁迅亲自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并用《苦闷的象征》作教材在北京高校开课。
    厨川白村在中国影响之大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的“苦闷的象征”理论是把象征主义和弗洛伊德焊接在一起的文学发生学和创作论。象征主义和弗洛伊德都是五四时期最时髦的西方理论，两者结合在一起当然就威力倍增。鲁迅在《苦闷的象征》翻译序言中阐释这本书的主旨是“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7]。所以《苦闷的象征》既是对创作心理的研究，又是文学发生论，处理的既是文学的本质，也是生命的本质。这也就是《苦闷的象征》第一章中所谓“人生的深的兴趣，要而言之，无非是因为强大的两种力的冲突而生的苦闷懊恼的所产罢了”。所谓的“两种力”一是生命力，二是对这种生命力的压抑之力。厨川白村没有把压抑之力看成是生命的负面因素，而是认为“无压抑，即无生命的飞跃”[8]。正如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所说：“对内驱力的压抑是所有伟大艺术与文明的基础。”[9]鲁迅的《不周山》、郭沫若的《残春》、郁达夫的《沉沦》都印证了这一点。理解了这一点，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鲁迅、郁达夫和郭沫若全都在小说中处理苦闷与压抑的主题。周作人当年为《沉沦》辩护，也从苦闷的角度着眼：
    综括的说，这集内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10]
    郭沫若在1923年也说：“我郭沫若所信奉的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苦闷的象征’。”[11]鲁迅、郭沫若和郁达夫揭示的正是人性自我压抑的历史，而他们的创作中的一个无意识的目的，就是把这种压抑的历史进程揭示出来，把非理性还原为历史的另一种动力。
    厨川白村的中介性表明，任何理论在旅行和传播的过程中，都要经过某种中介环节，也必然要发生某种变异，这就是萨义德在《旅行中的理论》中提出的“理论旅行”概念，认为一种理论从一种境域一类文化一个时代旅行传播到另一境域文化和时代的时候，势必要受到传播过程中的具体的时空和历史语境的制约。而经过厨川白村改造过和变异了的弗洛伊德就是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的精神分析学，其原初理论中诸如性驱力、死本能、俄狄浦斯情结等等容易令东方人产生陌生感的理论都经过了厨川白村的淘洗。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这样表达对弗洛伊德的不满足：“我所最觉得不满意的是他那将一切都归在‘性底渴望’里的偏见，部分底地单从一面来看事物的科学家癖。”[12]换句话说，厨川白村纠正了弗洛伊德用“性的渴望”来解释一切的偏颇，这种纠正得到了鲁迅的赞赏：“弗罗特归生命力的根柢于性欲，作者则云即其力的突进和跳跃。”[13]而经过厨川白村这一层纱布的过滤，弗洛伊德的理论就更有生命美学的色彩，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它也在具有前沿性的同时显得更加温和，更对中国人的胃口。
    在中国现代文坛接受西方文艺思潮的过程中，作为中介的日本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题目。20年代末直到战前，中国出版界翻译日本学者介绍西方文艺思潮的著作达到了一个高潮。仅上海出版界出版的日本学者和作家的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和思潮的著作就有近30种。大致如下：
    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升曙梦著，雪峰译《新俄文学的曙光期》。
    1927年，北新书局出版，升曙梦著，画室（冯雪峰）译《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升曙华著，画室译《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
    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内崎作三郎著，王璧如译《近代文艺的背景》。启智书局出版，厨川白村著，绿蕉、大杰译《走向十字街头》。现代书局出版，藤森成吉著，张资平译《文艺概论》。开明书店出版，本间久雄著，沈端先（夏衍）译《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
    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有岛武郎著，张我军译《生活与文学》；片山孤村等著，鲁迅译《壁下译丛》。大江书铺出版，片上伸著，鲁迅译《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华通书局出版，升曙梦著，陈俶达译《现代俄国文艺思潮》。现代书局出版，宫岛新三郎著，黄清嵋译《文艺批评史》。
    1930年，大江书铺出版，冈泽秀虎著，陈望道译《苏俄文学理论》。开明书店出版，宫岛新三郎著，高明译《文艺批评史》；本间久雄著，章锡琛译《文学概论》。现代书局出版，小泉八云著，杨开渠译《文学入门》；藏原惟人著，之本译《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启智书局出版，厨村白村著，绿蕉译《小泉八云及其他》。神州国光社出版，千野龟雄等著，张我军译《现代世界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伊达源一郎著，张闻天、汪馥泉译《近代文学》。
    1931年，现代书局出版，小泉八云著，杨开渠译《文学十讲》；宫岛新三郎著，高明译《欧洲最近文艺思潮》。大东书局出版，厨川白村著，夏绿蕉译《欧美文学评论》。北新书局出版，升曙梦著，汪馥泉译《现代文学十二讲》。
    1932年，现代书局出版，小泉八云著，孙席珍译《英国文学研究》。
    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荻原朔太郎著，孙俍工译《诗的原理》；岸田国士著，陈瑜译《戏剧概论》。现代书局出版，吉江乔松著，高明译《西洋文学概论》。光华书局出版，芥川龙之介著，高明译《文艺一般论》。
    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小泉八云著，侍桁译《文学的畸人》。
    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松村武雄著，钟子岩译《童话与儿童的研究》。
    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冈泽秀虎著，侍桁译《郭果尔研究》。开明书店出版，升曙梦著，胡雪译《高尔基评传》。[14]
    或许正基于这种译介的盛况，当年就有研究者指出：
    日本新文学创作的翻译，事实上是日本摄取了西洋文学，完全消化生长成立后，向中国的输出。至于理解吸收西洋文学理论，以谋自国文学的革新，中国所走的路，正是明治以后日本曾走过的路。一方面直接学习西洋文学，一方面间接译读日本研究介绍西洋文学的论文批评，自属事所当然。这方面作品的翻译介绍，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要在日本的文学创作以上。[15]
    这一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日本对西洋文学不仅仅是生吞活剥的摄取，同时也有个“完全消化生长成立”的过程。这种体认，有别于仅仅把现代日本视为译介与传播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化思想的中介的理解模式，其中蕴含的启示在于：当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以日本为“中介”的同时，或许也需要思考应该怎样以日本为“方法”吧？
    注释：
    [1]王向远：《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日本文艺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2]宫岛新三郎著，高明译：《欧洲最近文艺思潮》，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版。
    [3]这一则广告载1933年10月1日《现代》3卷6期。
    [4]升曙梦著，许亦非译：《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8月初版，第2页。
    [5]升曙梦著，许亦非译：《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8月初版，第686页。
    [6]梁盛志：《日本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上篇 青木正儿著，梁盛志译；下篇 梁盛志著：《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北京：国立华北编译馆1942年版，第111页。
    [7]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厨川白村著，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8]厨川白村著，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9]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
    [10]周作人：《〈沉沦〉》，《晨报副刊》1922年3月6日。
    [11]郭沫若：《暗无天日的世界》，《创造周报》1923年6月23日第7号。
    [12]厨川白村著，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13]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厨川白村著，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1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出版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21/node29060/node29267/node29269/userobject1ai54474.html。
    [15]梁盛志：《日本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上篇 青木正儿著，梁盛志译；下篇 梁盛志著：《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北京：国立华北编译馆1942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