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雷达这个名字。我是个喜欢耽溺于审美的人，“雷达”给人一种工具化或科技化的，甚至窥探什么的感觉。但是，这由不得我。1943年我出生时，天水新阳镇王家庄雷家巷道里，已经有了雷嗜学、雷愿学、雷进学、雷勤学等一大群人出世，全是“学”字辈，雷字和学字都是固定的，只能动一动中间那个字。于是，母亲采用了我父亲给我起的小名“达僧”中的达字，就有了大名“雷达学”的我。 小镇人哪懂得雷达为何物，到上高中时，忽然有一天大家都开始叫我雷达了，因为他们知道了雷达是什么器物。1978年进入《文艺报》，同事都说干脆叫雷达吧，那个学字有点儿累赘。我听从老大哥们的建议，于今已四十年矣。我曾试图反抗，企图改为默雷，还想着改为春风啊，秋雨啊，夏月啊，冬雷啊。一位相熟的老作家说：你拉倒吧，现在人们知道你已属不易，你一改得从头开始喽。噢，是吗。2014年，《文艺报》邀我开个专栏，我脱口而出说，就叫“雷达观潮”吧。看来似乎我又是认可这个名字的。
    这本《雷达观潮》是以我近年来在《文艺报》开设的“雷达观潮”专栏文章为主体的。我力求做到，人虽然老了，思想尽量不老化，甚至要有锋芒；要求自己决不炒冷饭、说套话，要使这些文章密切结合创作实际，提出一些真问题、新问题；诸如现在书中的，“长篇创作中的非审美化表现”“代际划分的误区”“文体与思潮的错位”“乡土中国与城乡中国”“文学与新闻的纠缠与开解”“‘非虚构’的兴起”“今天的阅读遇到了什么”“文学批评的‘过剩’与不足”等等，思想还算活跃，也不失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启发性。这自然算不得什么，但在当前“缺少问题”的语境下，能做到这个程度，对我来说，也不容易啊。
    这本书还选择了一批典型的作家作品评论以实证之，从汪曾祺、高晓声，到王蒙、铁凝、莫言、张炜，再到张贤亮、浩然，再到“陕西三大家”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再到刘震云、雪漠等，试图通过他们的代表性面目，勾画出一条富于表情的当代文学画廊。
    其中选用了几篇80年代的评论文本，因为奇怪的是，今天读来并不过时，反而有一种欢欣与鼓舞的调子。例如，我翻出一篇早期研究汪曾祺的长文《使用语言的风俗画家》，我都有些惊讶，其中对汪老的几篇小说的分析，还有点精彩。现在评说汪老，已成为显学和时尚，没有人认为我跟汪老有何瓜葛，也不认为我有什么见解，但汪老不是这样。80年代初的一次政协礼堂的聚会上，我的文章刚发表不久，汪老主动走过来说，你是雷达同志吧，那时我才三十多岁。汪老还主动送我一幅字加画。当时还有点纳闷，现在想来，汪老真是多情之人哪。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参与者、研究者，我提出过“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才是新时期文学主潮的观点；我最早发现并评述、归纳了“新写实”的思潮；我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命了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各个时期审美趋向的宏观辨析和症候分析，还有对当前文学的创作症候之分析，构成本书另一些内容。
    这一切都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抱憾的是，许多该做的事没有做，回首平生，我倒真的是贯穿了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批评者，心头涌满了复杂的感受。让这本书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份精神档案存留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