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llect/201803/28/635685350032734876852.jpg) 人到中年,该果断搁笔还是继续写下去,如果写下去又应如何避免无效的状态,对每位诗人都不啻于一场噬心的拷问。在这个问题上,梁平化解的功夫堪称一流,他虽已届花甲,却宝刀不老,内力愈加醇厚。 诗集《家谱》敞开了宽阔的抒情视野,从《汉代画像砖》《古滇国墓葬群》到《曾家岩》《磁器口》,从《西湖瘦月》《三味书屋》到《梁祝》、《西蜀香茗》,从《禅宗祖师·马道一》《雍齿侯》到《知青王强》《杀猪匠》,只要浏览一下目录铺就的意象小路,就会发现诗人是在用自己的一颗心与整个世界“对话”。大到宇宙小至蝼蚁,远到幽幽苍天近至渺渺心河,历史、现实、文化、自然、灵魂、人生等世间所有的事物,打传统眼光看去有诗意无诗意的仿佛都被诗人驱遣于笔端,纳为主体情感渴望和吁求的载体或抒发机缘点;只是颇具文化底蕴的梁平,不愿去关注那种不无吓唬人之嫌的绝对、抽象之“在”,倒是喜欢以“心灵总态度”的融入和统摄,在日常生活与情趣的“及物”选择中建构自己的形象美学,这种诗意的感知和生成机制本身,就隐含着与读者心灵沟通的可能。 不难看出,梁平的的诗是“走心”的,抒情主体发现诗意、处理历史与现实关系时稔熟超常的能力,保证他面对的不论是宏阔遥远的历史遗迹,还是旖旎奇崛的自然风光,抑或琐屑平淡的日常事态,任何视域和事物均可出入裕如,随心所欲,能够写历史题材却超越思古幽情的抒发层面,流贯着现代性的经验因子,不为历史所累,写现实题材却不粘滞于现实,而因自觉的历史意识渗入,最终抵达事物的本质有所提升,协调好传统和现代矛盾对立的质素;主体的深邃敏锐则又使诗人作品中传递的诗意自有高度和深度,客观外物尽管看起来仍呈现着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状态,实际上却被诗人在他人的习焉不察中悄然置换、晋升为“人化”的山水,于是乎巴蜀风情、川地山水和世道人心,就顺理成章地在诗人的心灵孵化下爆发出盎然的诗趣。 如果说印象中的梁平善于做宏大叙事,诗性解读巴蜀文化的《重庆书》与《三星堆之门》等文本更不乏史诗倾向;这次由《为汉字而生》《蜀的胎记》《巴的血型》三辑结构而成的短诗集,文化气息依然十分浓郁,情绪的舞蹈喧哗还在,但以识见和经验见长、知性化抒情的“思”之品格却越来越显豁了,这是时间的馈赠,也是诗学理念调整的结果。梁平也曾虔诚地信服某些先贤所言,诗是生活的表现、情绪的抒发或感觉的状写,可随着对诗歌本体认知的深化,他发现传统观念涵盖不了理性思考占较大比重的人类心理结构,至少到了冯至、穆旦、北岛等一系列诗人那里,诗歌已经成为某种提纯和升华了的经验,诗原本该是情感和思想共同的丰富和延伸,它有时就是主客契合的情感哲学。这种科学的理念同丰富的人生阅历体验、超拔的直觉力遇合,敦促着梁平的《栅栏世界》《一次晚餐的感觉》《我们》等大量对人生、历史、时间、死亡、爱情等精神命题思考的诗,就不时逸出生活、情绪以及感觉的层面,成为饱含某种理意内涵、情理浑然的思想顿悟。如“很久以前,/栅栏轰然一声,散了。//栅栏里的世界,/静如处于,有雾走动。//其实爱恨无形,/有无栅栏并不重要。//不散的栅栏是时间,/一万年以后,也不。//比如我,在与不在,/早已置之度外”(《栅栏世界》)。栅栏仅仅是触媒,作者借助有形的栅栏聚焦无形的爱恨情感和时间范畴,平静达观的主体现身,展开的即是一段人生边上的“眉批”,一片思想的“家园”,其实,世间许多事物之间并无隔膜,也无需设障,在亘古的时间面前谁也无法永恒,因此尽可以超然对待一切,包括生死,诗给读者的更多是启人心智的感受。 “思”之品质和分量的强化,在动摇、拓展传统诗歌观念的同时,自然增加了诗意内涵的钙质和硬度,提升了现代诗的思维层次。可贵的是,梁平清楚如果诗之“思”单凭理性或哲学去认识,无异于赤裸苍白的人;所以他走了一条感性、悟性言情的非逻辑路线,在意象、事态的流转中自觉地渗透“思”。多年在诗歌海洋里的浸泡和摸爬滚打,使他对诗歌的习性了如指掌,最清楚诗歌文体对“此在”经验的占用和复杂题材的驾驭,绝对不如小说、戏剧和散文文体来得优越,所以很早即养就了一种开放意识,在诗中向叙事文类借鉴必要的艺术手段,关注对话、细节、事件、过程、场景等因素,将叙述作为建立、维护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以缓解诗歌文体自身的压力。如“梁山伯,/与女扮男装的祝英台,/十八里相送之后,化了蝶。/他们两人的那点事儿,/从坊间的流言蜚语,/落笔成白纸黑字,/不是也是了。//东晋当过县令的本家,/鄞州史料上治理过姚江,/积劳成疾而终。/青春期与英台有点暧昧,/而且不知道她是女人……山伯的古墓遗址,/碧草还是青青,/花也在开,妖娆。/飘飞的衣袂隐约、孤零,/没有成双成对。/过眼一只蝶,老态龙钟,/已经扇不动翅膀”(《梁祝》)。它避开抒情诗意象寄托和叙事诗情节表现的路数,以“事态”的经营凸显人物特质,干净利落,具有较为丰满的叙事长度。其中有梁祝悲情故事的复现,有梁山伯善良却迂腐性格的刻画,有梁祝相处和分别后的细节描写,有古墓孤蝶凄清氛围的烘托,乃至诗人对梁祝故事的评价,诗似乎已经具备了叙事性文学的主体要素,当然诗人同情婉叹情绪的渗透前提,使之仍未超离诗性叙事的范围。 梁平说过,诗人的价值就是担当,《好人张成明》这首诗就以冷幽默的叙述方式,在尽一个诗人关注当下的忧患之责,硬朗朴素的词汇,诙谐调侃的语气,一下子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可是承载的令人疼痛的医疗事故致人死亡的严肃命题,又让人悲愤不已,轻松和沉重间的张力制造堪称匠心独运。梁平诗歌的语言在机智幽默的同时,遣词造句上总透着某种出人意料的“嘎劲儿”,能带来一股陌生的新鲜气,像“日干乔大沼泽没有表情,/它不知道该怎样表情”(《红原》),“界限不清,/子夜从来没有夜过”(《子夜》)。这种写法经济而奇峭,它能够改变读者惯性的思维路线,带给人一定的审美刺激和惊颤;尤其是在过于典雅含蓄的诗坛憋闷得太久,被诸多不痛不痒、不温不火、不死不活的文本折磨之后,再去接近它们就更会产生一种阅读的快感。 原来,《家谱》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两方面,均有建树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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