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出现的“新小说”, 在雅俗文学中的归属一直比较模糊。按照学界通常的理解, 自古代传衍而来的四大重要文类, 其中诗、文大抵属于雅文学, 小说、戏曲则被归入俗文学。置于这一脉络中, “前现代”的“新小说”似乎不言而喻地带有俗文学的胎记。不过, “小说”而曰“新”, 情况已多少有所不同。反映在文学史的撰写中, 表述便不无出入。如由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 乃是集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两所研究人员之力而成。其第五卷专论“近代文学”, 并特设了“新小说”章, 认为“中国古代的‘雅文学’与‘俗文学’在小说中出现了合流的趋势”, 实为最稳妥的说法。而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虽未专门讨论“新小说”, 其各编各章却几乎均从晚清的“新小说”开始叙述。如第一编“社会言情编”, 讲到“谴责小说” (只认可《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恨海》等;第三编“侦探推理编”更有“清末民初侦探小说之翻译以及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一章;第七编“通俗期刊编”, 《新小说》连同随后出现的《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也跻身其中。但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新小说”中最重要的类型, 如政治小说、科学小说都没有专门的论述。显然, “新小说”在此书中并非全部被认定为通俗小说, 从而割裂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小说”。
    本文则希望回到历史现场, 主要依据晚清提倡者与创作者的自我论述, 还原诸人对于“新小说”的构想。而在辨析其性质、确认“新小说”并非通俗小说的过程中, 揭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也可为观察晚清到五四的小说流变趋向提供一个内部的视角。
    “新小说”考原
    “新小说”之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产物, 代表了其成就与缺失, 已为学界常识, 需要稍加梳理的是其发生史。
    在1944年译介到中国的《日本文化给中国的影响》一书中, 实藤惠秀述及梁启超1902年于横滨创办文学杂志《新小说》时, 提到“日本春阳堂的《新小说》, 已于七年前发刊”。虽然只是一笔带过, 其说却不免引人联想。
    由东京春阳堂印行的《新小说》当年也算是一代名刊。这本明治二十二年 (1889) 1月面世的杂志, 一年半后即暂时休刊, 明治二十九年 (1896) 又重出江湖, 绵延至昭和二年 (1927) 结束, 历史堪称长久。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梁启超阅读此刊的记录, 不过, 杂志的出版既与其在日流亡时段完全重合, 则横滨《新小说》的命名便不会是梁氏的妙手偶得, 而更大的可能性是移花接木。何况作为刊物出版方的春阳堂, 自明治十一年 (1878) 开业以来, 初期曾着力推出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与探险小说, 其中多种见于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 梁启超对此也相当熟悉。因此, 若就取向而言, 梁氏与早期的春阳堂《新小说》无疑契合度更高。
    不同于续出的《新小说》作者新旧混杂, 早期以森田文藏 (思轩) 、饗庭与三郎 (篁村) 及须藤光晖 (南翠) 为编辑主任的杂志, 本为文学同好会的同人刊物, 确系集合新小说家而成。发刊词出自时年28岁、最年轻的会员朝比奈知泉 (碌堂) 之手, 已可见其新气象。文中述诸人结社之义与一般政治团体不同, 只因同好小说, 故以“会聚新小说家、发行《新小说》”为目的。虽则如此, 《新小说》却非单纯的文学刊物。这在《〈新小说〉发刊趣旨》对于“新小说”的界定中已有明白宣示:
    然则新小说者何也?新小说家者又何人欤?彼新小说者, 非妇人女子之玩物, 亦非媚世人以求自售之具, 乃自哲学家之理论、政治家之事业、宗教家之说法、慈善家之施与、忧世家之慷慨等种种之外, 另辟蹊径而突进。
    虽然论者强调的是小说的虚构性与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将自家胸臆寓于外界之想象”, “于空中架楼阁、现人物、作遭逢、拟死活”, 但其反复称说“以此新小说风动天下, 黼黻经纶”, “弥缝彼哲学、政治、宗教等等力所不能及之间隙, 充以温润丰腴之软膏, 转滑社会之活机”, 又证明《新小说》同人实有意借助小说, 促进社会的进步。以此, 其人也自觉地与旧小说作者划清界限, 宣称:“新小说乃士君子之事, 十九世纪文人之本业, 决非文政、天保年间所谓戏作者流之事业也。”可见, 弃绝游戏笔墨的“新小说”不但是文人光明正大的本业, 更有望真正成为“经国之大业”。如此, 日本“新小说”所具有的新质与设定的目标, 便与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的期待相当吻合了。
    晚清“新小说”的得名与流行, 无疑源自1902年11月14日创刊的《新小说》。而其刊名随该报登载的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 更早出现在8月18日发行的《新民丛报》第14号。只是, 真正对“新小说”之义加以阐发, 仍有待梁启超所撰发刊词《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发表。此文开篇即断言:“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结尾又称:“故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需要指出的是, 这两处位于“小说”之前的“新”字都作动词使用。原因在于, “新民”乃是梁启超其时的中心关怀, 为此创办的《新民丛报》, 即有意“取《大学》‘新民’之义, 以为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新小说”本是作为“新民”之道的辅翼而登场, 因此一并言说时, 便采取了同样的动宾结构。
    不过, “新小说”对于梁启超, 也并非只有“革新小说”一解。为推介新刊, 与《新小说》发刊同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0号, 曾特意刊出过《〈新小说〉第一号》专评。此篇未署作者名, 但从行文口气猜度, 很可能为梁氏执笔。文中提出小说创作的“五难”, 实即新小说创作的五种难处。其一为“新小说之意境, 与旧小说之体裁, 往往不能相容”。而此处之“新”显然已为形容词, 所谓“新小说”于是与本文所要讨论的主体同义。
    论“新小说”之发生, 域外文学的刺激实为第一推动力。1897年, 最早见诸报章的小说专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 尽管是因天津《国闻报》欲开设小说专栏而作, 却已纵论古今中外, 表达了有意效仿“欧美、东瀛, 其开化之时, 往往得小说之助”的成功经验, 实现借途小说、“使民开化”的主旨。康有为戊戌以前编《日本书目志》, 在理学 (哲学) 、宗教、图史、政治、教育、文学等门类之外, 也专列“小说门”, 用目录的形式向中国学界介绍了日本小说, 并提出了编“幼学小说”的计划。受其影响, 加之赴日后接触明治小说的亲身体验, 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发刊《新小说》时, 也必首言“小说之道感人深矣, 泰西论文学者必以小说首屈一指”,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近世学于域外者, 多能言之”。于是, 此后的“新小说”论者、作者追溯起源, 也遵循同一思路:
    顾其始也, 以吾国人士, 游历外洋, 见夫各国学堂, 多以小说为教科书, 因之究其原, 知其故, 活然知小说之功用。于是择其著名小说, 足为社会进化之导师者, 译以行世。渐而新闻社会, 踵然效之, 报界由是发达, 民智由是增开。成效既呈, 继而思东西洋大小说家, 如柴四郎 (按: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作者) 、福禄特尔 (按:即法国作家伏尔泰) 者, 吾中国未必遂无其人, 与其乞灵于译本, 诚不如归而求之, 而小说之风大盛。
    此说措辞不免夸张, 却大体符合“新小说”生成的历史轨迹。可想而知, 汲取域外文学的荣养而诞生的“新小说”, 必定会发育成为与传统小说不同的品类。同样不言自明的是, “新小说”不仅指向国人的自著, 也包含了翻译作品。
    而《新小说》于1902年行世后引发的连锁反响, 确实带来了“新小说”翻译与创作的极大繁荣。其影响之深, 从其刊名被一再复制上可见一斑:1904年有《新新小说》发刊, 1906年《新世界小说社报》开张, 1907年甚至出现了《广东戒烟新小说》。由此可见, “新小说”已然成为一个值得夸耀的名号。正是在众多新小说杂志与书局的合力推动下, 数以千计的“新小说”结队而来, 中国文学史上新的篇章就此展开。
    “旧小说之体裁”
    梁启超对于“新小说”文体的设定, 是所谓“旧小说之体裁”。这与他提倡“诗界革命”的保留“古风格” (亦称“旧风格”) 貌似一致, 实则仍有差异, 根源即在诗与小说在传统的文类等级中因雅俗之别而地位悬殊。因此, 在“新派诗”中执着于“古风格”可视为守旧, 但在“新小说”中坚持旧体裁则未必尽可如是观。
    依照梁启超的文意, “旧小说之体裁”乃指向章回体。不像后来的继起者如《小说林》标明“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 各种文体均平等看待;创办《新小说》时, 梁启超的钟情所在唯有章回:“至其风格笔调, 却又与《水浒》《红楼》不相上下。”不过, 章回体只是形式, 真正的要义实在白话。故此, 在编辑《新小说》第一号时, 梁氏已在检讨“惟中有文言、俗语互杂处, 是其所短”, 可见对文白掺杂是不满意的, 这也是他所认为的《新小说》杂志仅有的缺憾。
    其实, 从最初看中小说的启蒙功效, 维新人士所青睐者便只是白话小说。康有为称其“通于俚俗, 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以向路人提问的方式开头, 所问小说人物无不出自《三国演义》与《水浒传》, 而路人也皆以小说而非史书中的人物形象对答;作者又认定说部“入人之心, 行世之远, 几几出于经史上, 而天下之人心风俗, 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 很重要的原因即在小说“出于口之语言”即白话, 故易于流播、接受。据此, 对“新小说”文体的设定也自然偏向白话。梁启超即断言:“小说者, 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到1912年管达如发表《说小说》, 更直言“白话体”“可谓小说之正宗”。
    “新小说”应采用白话体, 无可否认, 首先是出于启蒙的需要。康有为通过市场调查, 了解到小说的销量远高于四书五经与八股选本, 从而得出“仅识字之人, 有不读经, 无有不读小说者”的结论, 由此形成以小说代替“六经”“正史”“语录”“律例”, 进行道德教化、知识教育与社会治理的思路。这里存在的内在关联是, 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体为它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群, 它也因此有资格成为最得力的启蒙利器。不过, 康有为并未对小说的读者细加区分, 而统言之为“愚人”“粗识之无之人”, 明显是以阅读能力的高下为分界。
    到“新小说”出世, “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已形成共识, 而对读者的想象在变得具体的同时, 也出现分化。延续康有为的说法, 将下层民众设定为主要读者, 还是更为普遍的认知。1903年出刊的《绣像小说》自白:“藉思开化夫下愚, 遑计贻讥于大雅。”已排除了高人雅士, 专“对下等人说法”。撰写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夏曾佑, 同年在《绣像小说》发表《小说原理》, 也直截了当地宣称:“今值学界展宽 (注:西学流入) , 士夫正日不暇给之时, 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 无书可读, 欲求输入文化, 除小说更无他途。”也明确将读书人从小说的读者群中开除。
    然而, 这一说法在“新小说”论者内部立即引发了争议, 日后创立《时报》的狄葆贤即不以为然:
    今日之士夫, 其能食学界展宽之利者, 究十不得一, 即微小说, 其目力亦耗于他途而已;能得佳小说以饷彼辈, 其功力尚过于译书作报万万也。
    也即是说, 今日的读书人同样应该成为“新小说”的读者。并且, 按照他的想法, 此等人从“新小说”当获益更多。因为“美妙之小说, 必非妇女粗人所喜读”, “故今日欲以佳小说饷士夫以外之社会, 实难之又难者也”。以其时论者所崇拜的域外而言, “英之索士比亚 (按:即莎士比亚) , 法之福禄特尔以及俄罗斯虚无党诸前辈, 其小说所收之结果, 仍以上流社会为多”。由此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期望为之开蒙的“下愚”或“妇女与粗人”, 其实读不懂“新小说”, “新小说”的真正知音还是“上流社会”或“士夫”。于是也不难理解, 梁启超为何在《新小说》的广告中特别呼唤“新世界之青年”, 1906年在上海创办的《小说七日报》也表示要“以之贡献我新少年”, 显然, 接受新式教育的学堂学生才是“新小说”认定的核心读者。
    更稳妥的说法出自《中外小说林》 (初名《粤东小说林》) , 创办者黄伯耀与黄世仲兄弟二人在该刊发表的诸多小说论文中, 反复提到其读者定位乃在“上中下流社会”, 或称为“普通社会”。黄伯耀不仅撰写了《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 而且一再表彰小说“捷于开发上中下流社会”。总之, 其期望值在于“新小说”读者的最大化, 故以全国国民为目标。于是问题又回到原初, “以国民四万万之众, 而愚民居其大多数, 愚民之中, 无教之女子居其大多数”。在此情况下, 以最大多数国民的接受能力为基准, “小说之教育, 则必须以白话”乃是必然的选择。不过, 以白话写作的“新小说”毕竟不同凡品, 应该能够同时兼顾大众与精英的需求。因此, 黄伯耀看好的正是, “就人民智识之程度, 而以白话牖而觉之, 上智既不以为浅率之文, 亦下愚不视为高深之论”。此虽为理想之言, 却为其时的“新小说家”所信奉。而进一步追究, “上智”若不嫌浅率, 除了知识层面的补偿, 对白话小说的接纳其实也涉及文学观念的转变。
    这就要说到在“新小说家”那里, 采用白话并非完全是不得已的选择, 此举同时具有“文学进化”的历史意义。梁启超在1904年开始写作的《小说丛话》中, 提出过著名的论断: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 即由古语之文学, 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 靡不循此轨道。
    由世界文学返视中国, 情况也正相同:“自宋以后, 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而小说正是宋后俗语文学中重要的一脉。狄葆贤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不但援引梁启超之说, 更把“俗语文体进步”与“社会进步”直接关联起来, 以显示其重要性。而狄氏追摹的典范也在域外———“近今欧美各国学校, 倡议废希腊、罗马文者日盛;即如日本, 近今著述, 亦以言文一致体为能事”。在此, 白话小说已然脱离了低俗的意味, 而成为与世界潮流合拍、得中国风气之先的先进文体。谓之以俗为雅, 亦不为过。
    应该说, 此一认识乃是伴随着“新小说”观念的形成而展开。1897年, 梁启超承接康有为关于“幼学小说”的设想, 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提出“今宜专用俚语, 广著群书”, 还只是从启蒙的层次接纳白话小说, 故以“借阐圣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旁及彝情”“振厉末俗”寄望于小说。至《新小说》创办后, 梁氏不只亲身实践, 创作了章回体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而且意欲将“俗语文体”从小说扩展开来:“苟欲思想之普及, 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 凡百文章, 莫不有然。”与之志同道合的狄葆贤也充满信心地预言:“若能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剥去铅华, 专以俗语提倡一世, 则后此祖国思想言论之突飞, 殆未可量。而此大业必自小说家成之。”“小说界革命”本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中心, 狄氏抱此期待, 相当合理。而有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晚清文学改良的后劲, 国语运动的成功对于中国现代思想、言论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 则狄氏此言确实极具前瞻性。
    最后必须论及的是, “新小说”所用白话体实际也与旧小说有别。旧小说作者写作白话小说, 文字的表现虽有优劣, 使用的还是其熟悉的语言。“新小说”作者却多非职业小说家, 且先入为主的文言书写习惯, 令其以白话作文更形艰难。梁启超1902年翻译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 “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 纯用俗话”, 不料“翻译之时, 甚为困难”, 反而是“参用文言, 劳半功倍”。撰写《论白话小说》的姚鹏图也有类似经验:
    鄙人近年为人捉刀, 作开会演说、启蒙讲义, 皆用白话体裁, 下笔之难, 百倍于文话。其初每倩人执笔, 而口授之, 久之乃能搦管自书。然总不如文话之简捷易明, 往往累牍连篇, 笔不及挥, 不过抵文话数十字、数句之用。
    以如此笔墨, 移作白话小说, 梁启超自忏的文白夹杂必不可免。
    何况, 对于方言区的作者来说, “小说欲其普及, 必不得不用官话演之”是一个通例, 而官话并非其日常应用的语言。故“新小说”作者也往往以旧小说为范本, 模拟其笔调进行写作。如《母夜叉》的译者便对其套用《水浒传》与《金瓶梅》中的骂人话自鸣得意, 认为“白话犯一个字的病就是‘俗’”, 而像他这样的译法, “那‘俗’字差不多可以免了”。这其实是以古白话替代当下口语的书面化, 造成一种间离效果, 从而化解了俗言。
    更重要的是, 承担“开通民智”重任的“新小说”内容既已更新, 所用新名词自必加多。自著作品中已有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这样“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不知成何种文体”的政治小说, 而为数众多、草率成书的翻译小说, 直接挪用日文汉字新词更是家常便饭。这些新成分的加入, 使得“新小说”即便以白话书写, 也并不通俗。
    并且, 一些论者与作者已开始对“新小说”文体或“俗语文体”进行新的实验与思考。《新新小说》主笔陈景韩作《侠客谈》, 自称乃是“为少年而作也”:“少年之通方言者少, 故不用俗语;少年之读古书者少, 故不用典语。”明显是在文、白之外, 希望展开第三种文体的写作, 而其书写语言一如其自述“不文不俗”, 实为浅近文言。《月月小说》刊登《解颐语》, 译者穿行于中西文字, 不禁慨叹:“泰西言语与文字并用, 不妨杂揉, 匪若中国文学之古今雅俗, 界限綦严也。”因此造成“同一白话, 出于西文, 自不觉其俚;译为华文, 则未免太俗”的尴尬, 总是由于中国“文、言向未合并之故”。而在他眼中, 小说是例外:“中国除小说外, 殆鲜文、言并用者。”由此看来, 打通文、言的边界, 也应以小说最易成功。于是, “新小说”的文白夹杂也未必尽为弊端。更值得重视的是姚鹏图借鉴日本“言文一致”的经验, 得出“言文一致者, 乃文字改为浅近, 言语改为高等, 以两相凑合;非强以未经改良之语言, 即用为文字也”, 这对于我们理解“新小说”在白话层面的革新实具有启示意义。
    尽管其间不无无奈, 但也包含相当的自觉, 晚清“新小说”作者笔下的“俗语文体”已与宋元话本及明清章回小说拉开了距离, 从而具有了多样的可能性。无论是借鉴古白话, 加入新名词, 还是引入根基深厚的文言资源, “新小说”相较于其时众多白话报刊所代表的模拟口语写作, 在文白合一的方向上无疑做了更多尝试。由于五四以后, 白话成为通行文体, 其间既有“欧化”的成分, 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言”的“白话化”, 所谓“一体两面, 缺一不可”。由此回望, 晚清“新小说”论者与作者在改造“俗语文体”上的种种努力, 最终都可谓修成了正果。
    如上所言, “新小说”本以白话为理想文体, 然而, 实际呈现出来的状态, 却是文言作品多于白话。1908年初, 小说林社编辑主任徐念慈所作调查显示, “就今日实际上观之, 则文言小说之销行, 较之白话小说为优”;1909年, 罗普就其“尝调查每年新译之小说”, 而肯定其“大都袭用传体, 其用章回体者则殊鲜”;直到1912年, 管达如还在为“今之撰译小说者, 似为上等人说法者多, 为下等人说法者少”而抱憾, 要求“作小说, 当多用白话体是也”。究其原因, 徐念慈揭示的“今之购小说者, 其百分之九十, 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固然不错, 但这还只是从读者一面索解;上述“新小说”作者与论者的思考, 也需要我们对其处于文白之间的文体选择有更多的理解和关注, 而非一概视为迎合市场的消极对策。
    “新小说之意境”
    “新意境”在梁启超的语汇中也时常置换为“新理想”, 大致指涉新思想与新知识。而徐念慈定义“新小说”:“小说曷言乎新?以旧时流行之籍, 其风俗习惯, 不适于今社会, 则新之;其记事陈义, 不合于今理想, 则新之”, 也主要着眼于小说的质素。可见, “新小说”之所以“新”, 乃是由作者理念与叙事内容决定的。
    就身份而言, 传统白话小说的作者大抵为不得志或下层文人, 而“新小说”家已自觉与之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口中的小说作者, 在外国已尽是“魁儒硕学, 仁人志士”, 是“公卿硕儒”, 是“一时之大政论家”, 甚至“非通人不敢著小说”;回到中国语境, 小说家也理应属于孔子一类的圣贤人物。狄葆贤推举孔子为“小说家之祖”, 今日听来感觉荒诞不经, 但在晚清有其特别的思路:因戏曲归入小说, 而追溯戏曲的源头, 又推到孔子曾经删订的《诗经》, 于是, “以《诗》为小说之祖可也”。以今测古, “孔子当日之删诗, 即是改良小说, 即是改良歌曲, 即是改良社会”, 这里分明剖析的是“新小说”提倡者自家的心思。进而由此设想:
    使孔子生于今日, 吾知其必不作《春秋》, 必作一最良之小说, 以鞭辟人类也。不宁惟是, 使周秦诸子而悉生于今日, 吾知其必不垂空言以诏后之人, 而咸当本其学术, 作一小说以播其思想, 殖其势力于社会, 断可知也。
    不消说, 古代小说家绝对不敢存此妄想, 而其言出自晚清却很正常。因为在“新小说”论者看来, 小说家具有操控一世人心的能量, 在改良社会、引导人群进步上可以发挥最大影响力, 小说家也因此成为最尊贵的头衔。
    与之相关的是小说的等级。小说为“小道”, 乃古代中国最流行的说法。小说家虽列入九流十家中, 但与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这九流在地位上并不平等, 班固即称:“诸子十家, 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已被认为不足观而遭排除。到康有为, 才又续上刘歆《七略》的“十家”说, 尊之为“小说学”, 提出小说在由图书所代表的知识分类中, 应“增七略 (按:指《七略》之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为八, 四部 (按:指经、史、子、集) 为五”, 由此把小说变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 特别是能够与经、史、子平起平坐, 已经包含了把小说经典化的用心。与上述孔子在今日必著小说的思路连贯而来, 晚清论者不但认为小说可与经史平列, 甚至等级还在经书之上:
    若是乎语孔子与施耐庵、曹雪芹之学术行谊, 则二人固万不敢几;若语《春秋》与《红楼梦》、《水浒》之体裁, 则文界进化, 其阶级固历历不可诬也。
    也即是说, 在传统的典籍序列中, 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也占据了最崇高的位置。因此, 梁启超“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的名言, 若以前述说法衡量, 还是小之乎视小说也。
    以此超越于经史之上的小说, 更是摆脱了娱乐消遣的传统功能, 而被视为无所不能的致用神器。康有为在传统知识的范围里谈论, 尚认为:“故六经不能教, 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 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 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 当以小说治之。”小说可以代替儒家经典、二十四史、理学家语录和法律条文施教治世, 功能强大, 无与伦比。到梁启超以“新民”思想提倡“新小说”, “新学”已然成为底蕴, 因而倡言:
    故欲新道德, 必新小说;欲新宗教, 必新小说;欲新政治, 必新小说;欲新风俗, 必新小说;欲新学艺, 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 欲新人格, 必新小说。
    于是, 《新小说》创刊, 开宗明义第一条即宣布:“本报宗旨, 专在借小说家言, 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 激厉其爱国精神。”嗣后继起的各小说报, 无不以“改良群治”与“新民”相号召, 而《〈月月小说〉发刊词》概括的“改良社会、开通民智”为“本志发刊之旨”最为言简意赅, 也为众多“新小说”报刊以及随后生长出来的小说书局所实力奉行。
    上述对于小说与经史并列以致超越、小说可以对社会人心进行全方位改造的构想, 实际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建立。此时回溯“小说”这一文类出现的意义, 曾经担任《申报》主笔的王钟麒已高度肯定为:“盖小说者, 所以济《诗》与《春秋》之穷者也。”而在诸多论述中, 黄世仲的说法尤其值得关注。在他看来, 小说与“圣经贤传”的区别在于, 一为“觉世之书”, 一为“传世之文”。尽管小说系“觉世之文”早有狄葆贤发明在先, 但黄氏以时代演进论风气变迁, 仍有其特别的观照点:
    传世者注重道德问题。顾在今日, 则区区言道德不足以救国;且以今日为知识竞争时代, 则必有注重道德问题, 而尤注重夫知识问题者, 合上中下三流社会于一炉而冶之, 庶足以启民智, 壮民气。如是则舍小说其曷由哉?舍小说其曷由哉?
    在一个知识竞胜的时代, 注重道德伦理的经学及以之为核心的旧学已不切时用, 填补其缺位的, 黄世仲认为小说责无旁贷。选中小说的理由是其普适性, 即为各个社会阶层都能接受的普及教育最佳读本。因此, 小说理当成为各种知识、尤其是新学总汇的百科全书。这一构想, 正着落在“新小说”这一载体上。于是, “自文明东渡”以来, 国人“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 变而为购阅新小说”, 便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新小说”既承担了“输灌文明”、传播新学知识的重任, 而知识分类又对应于小说类型, 晚清从日本引进的小说分类因此流行一时, 或体现于小说报刊的栏目名称, 或直接标注在“新小说”文本的标题前。就小说分类而言, 旧小说多半被认为无价值, “新小说”论者言其类别, 大抵依照梁启超之说, “仅可约举为英雄、儿女、鬼神三大派”。而“几合一切理想而冶之”的“泰西说部”本为“新小说”的典范, 与之相应, 晚清小说类型的标识也相当繁复。《新小说》率先示范, 创刊广告中预设的栏目主要有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 (后改为“侦探”) 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实际发表的状况, 不但“哲理”与“科学”分家, 更增加了法律、外交、社会诸种小说。此后, 各家“新小说”报刊群起模仿, 且一并影响到小说书局。在前者的征稿启事与后者的销售广告中, 无不标明小说类别。如小说林社为《小说林》杂志与书局“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 《月月小说》征求“关于科学、理想、哲理、教育、政治诸小说佳稿”, 均为其例。
    尽管各家刊物与书局对小说类型的需求有所不同, 但新学知识含量越高者越有价值实为一条通则。《新世界小说社报》将小说“视为开通民智之津梁, 涵养民德之要素”, 而称赞:“故政治也, 科学也, 实业也, 写情也, 侦探也, 分门别派, 实为新小说之创例, 此其所以绝有价值也。”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一再鼓吹政治小说、民 (种) 族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宗教小说、科学小说、教育小说、探险小说、义侠小说、艳情小说的效力, 期望以之开启受众不同的精神与知识面向, 并概言之为:“读一切关于普通社会开智小说, 更生一切普通智识的感情。”其所谓“普通智识”, 实已接近梁启超日后定义的“国民常识”, 即作为现代国民人人必须具备的世界公共 (普通) 知识。以此求之于“新小说”, 其中精华汇聚、最具特色者, 按照留日学生许定一的看法, 当为政治小说、侦探小说与科学小说。许氏认为:“盖中国小说中, 全无此三者性质, 而此三者, 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因关乎政治、法律与科学常识的普及, 关系重大, 故政治、侦探、科学三类小说尤为许定一以及诸多“新小说”论者所看重, 三者也确可视为“新小说”的代表类型。而这些带有标杆意味的“新小说”, 最足以显示新小说家“改良社会、开通民智”的诚意与努力。
    “新小说”既为熔铸新思想、新知识而成, 可以想象, 即便其使用了“俗语文体”, 也并不一定通俗易懂。甚至可以说, 它对读者的阅读能力与知识储备其实有相当高的要求。黄伯耀即声称:“天下惟有学问人, 乃可与言小说。”《新世界小说社报》发表的《读新小说法》更是一篇妙文。作者仿照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的笔调, 提出“新小说宜作史读”“宜作子读”“宜作志读”“宜作经读”;断言“无格致学不可读吾新小说”, “无警察学不可读吾新小说”, “无生理学不可读吾新小说”, “无音律学不可读吾新小说”, “无政治学不可读吾新小说”, “无论理学不可读吾新小说”。意在说明, 假如不具备各种相应的新学知识, 是读不懂“新小说”, 读了也等于白读。要想尽得书中真意, 读者先需要成为各类知识具备的新学家。这样推至极端的论述尽管偏离了“新小说”的启蒙之道, 却凸显了其特有的新质。因此, 新、旧对比, 该文作者的结论是:
    要而言之, 旧小说, 文学的也;新小说, 以文学的而兼科学的。旧小说, 常理的也;新小说, 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
    这可谓对“新小说”的最高礼赞。
    不过, 现实的情况是, 虽经多家小说杂志大力提倡、多位论者反复宣说, 最具有“新小说”特质的作品, 一旦脱离栏目齐备的刊物庇护, 即很难获得读者的青睐。根据徐念慈的调查, 除侦探小说与艳情小说销量尚可观, 其他“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 十仅得一二也”。“新小说”作者最为用心用力之作竟然最不受读者欢迎, 原因很多, 夏清贻 (公奴) 在《金陵卖书记》中批评的“不失诸直, 即失诸略;不失诸高, 即失诸粗;笔墨不足副其宗旨, 读者不能得小说之乐趣也”, 当然言之有理。特别是他指责:“今之为小说者, 俗语所谓开口便见喉咙, 又安能动人?”也被落实在“当一篇政治策论读”的“政治小说”上。可见, 单凭“洞切当日的时势, 原本最确的学理”, “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 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 组织以成此文”, 并不能打动读者。夏清贻所要求的“小说之乐趣”, 黄人与徐念慈对时人过于神化小说的功效不以为然, 转而强调小说的美学价值, 确实都是基于对小说文类特性认知的合理纠偏。
    “新小说”因悬的过高, 脱离了读者的实际接受能力, 以致最有特色的品种乏人问津。而且, 即便以销量最高的小说种类而言, 徐念慈也恰有最多的担心:因“我国民公民之资格未完备, 法律之思想未普及”, 道德观念亦薄弱, 因而阅读侦探小说, 只见其“巧诈机械, 浸淫心目间”, 阅读艳情小说, 则“借自由为藉口”, “荡检逾闲, 丧廉失耻”。非惟不能得法律知识、自由思想之益, 反被其害, 这让徐念慈“不得不为社会之前途危”。如此方可理解梁启超1915年对“新小说”严厉痛心的批评, “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 “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 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 从而严厉追究:“近十年来, 社会风习, 一落千丈, 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尽管其言针对的是“新小说”之流弊, 但伏机于晚清, 已足够使“新小说”的诞育者们深感悲哀。
    尽管市场表现不如人意, 但以小说普及新学、输灌国民常识的庄重期待, 仍然造成了晚清学人超常的小说崇拜。其时各种对小说的赞誉纷至沓来, 假借“西哲”之“恒言”, 有谓:“小说者, 实学术进步之导火线也, 社会文明之发光线也, 个人卫生之新空气也, 国家发达之大基础也。”这一使用诸多新名词的表述, 认定从个体到学术、社会、国家的进步, 无不仰赖小说的指引。而出于国人口中的揄扬则以黄伯耀的说法最为经典:“有新小说之腾播, 而后有新世界之智慧。”“小说而在世界, 则世界之知识输灌也易;世界而无小说, 则世界之风气被动难。”而所有这些对小说“新民”与改造世界的想象, 无不建基于“新小说”的富含新知。如溯其源头, 《〈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的一段宣言或可称创始:
    种种世界, 无不可由小说造;种种世界, 无不可以小说毁。过去之世界, 以小说挽留之;现在之世界, 以小说发表之;未来之世界, 以小说唤起之。政治焉, 社会焉, 侦探焉, 冒险焉, 艳情焉, 科学与理想焉, 有新世界, 乃有新小说, 有新小说, 乃有新世界。传播文明之利器在是, 企图教育之普及在是, 此《小说世界》之所以作也。
    这又不只是《新世界小说社报》一家的心声, 实为晚清“新小说”论者与作者的共识。
    由对“新小说”的推重也引发出“小说时代”的话题。先有黄伯耀引述“昔金人瑞有言:自此以往, 二百年后, 凡百经书, 均将消灭而无可读, 惟变成一小说时代耳”;实则, 金圣叹不过是痛惜如《西厢记》之类“前此万千年, 无限妙文”的散佚, 表示:“今刻此《西厢记》遍行天下, 大家一齐学得捉住, 仆实遥计一二百年后, 世间必得平添无限妙文, 真乃一大快事!”言语间并无以包括戏曲在内的小说取代经书之意。而由此一例, 正可见“新小说”论者移花接木、借题发挥的功力。不过, 黄氏之说确实发生了影响, 同在广东创办的《广东戒烟新小说》, 随即刊发了一篇《论二十世纪系小说发达的时代》之文, 正式宣告了“小说时代”的来临。此文不仅与黄氏兄弟推举小说即将“敝屣群书”、成为“文坛盟主”的论述相互呼应, 更进而驰想天外:
    于是我侪开英伦之煤山以为墨, 结上何兰之羊毫以为笔, 动德京机器厂之绵之草以为纸, 聚精会神以从事国民新小说。
    这一荟萃当时世界老牌殖民强国英国之煤墨、荷兰之羊毫笔、德国棉草所制之机器纸而成之“新小说”, 极其传神地彰显出晚清“新小说家”广采博收, 以最出色的世界知识集大成者自期的雄心。这样生产出的“新小说”, 与“街谈巷语, 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的旧小说当然已有本质的区别, 谓为大雅之至, 孰曰不然?
    具体评价“新小说”的历史功过并非本文意之所在, 笔者关切的是晚清由“新小说”的论者与作者构成的那个特别的文学场域, 诸人在其中的言说如何相互影响, 彼此激荡, 既有附和、生发, 也有质疑、辨正。尽管彼此之间不无抵牾, 但由其共同构建的“新小说”理想, 既承接了域外文学之一脉, 又转化演绎, 在小说文体与内涵两面均作出了诸多有益的尝试与开拓, 使“新小说”成为了一个具有巨大包容量与弹性的文类。而经这批论者敏锐揭示的“二十世纪系小说发达的时代”之命题, 切实引领了“小说时代”的到来, 也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深刻的印记。